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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陳鋒:鄉村新慈善遭遇舊邏輯
  •  2015-03-27 17:07:51   作者:陳鋒   來源:半月談   點擊:0   評論: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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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鄉村新慈善遭遇舊邏輯

    臨近春節,接到鄉鎮中心小學老校長電話,他邀請我于正月初四參加本鄉2015年春節鄉親懇談會暨教育基金理事會。據悉,基金會理事幾乎都是本鄉鎮的企業家或“暴發戶”,捐資數額都以萬計。作為本鄉鎮為數不多的博士之一,且在大學任教,并非理事的我也得以受邀參會。

    本鄉教育基金會于2011年成立,是本縣第一個鄉鎮級別教育基金會,其資金主要用于本鄉鎮的獎教助學:獎勵近年考上重點高中或考上本科以上的學生,以及鄉鎮教師的一些補課補貼等。據了解,基金會首次募款就達百萬余元人民幣。自成立以來,基金會各項運作逐步規范,如賬戶獨立,章程逐步完善規范。然而,該基金會還是遇到了發展瓶頸,,資金方面一直未能擴容,而鄉賢們的參與熱情不增反減。每年召集的會議參與的人數逐漸減少,,2014年春節,僅有8人參加,其中基金會理事只來了一半,理事長甚至未能出席。今年,鄉鎮書記、鎮長親自協助與理事聯系,并讓各村干部動員本村近年涌現的新“富人”參與2015年的聚會,為基金會資金擴容。因此,今年到場人數達33人,受邀者主要是一些企業家和正科級以上干部。會議由鄉鎮書記、鎮長主持,其間,縣長也前來捧場。在多方動員之下,一些企業家當場拍板續捐,另一些依然沒有動靜,有的則被當眾點名要求表達一下心意,有的則悄悄離開會場……,現場捐贈資金達到69萬。

    應該說,教育基金會的成立與發展,體現了鄉賢對教育的重視,對推動家鄉人才的培養與教育的發展起到一定的推動作用。作為初次參會者,筆者發現了一些有意思的現象。一是參會的對象與先期主辦方通知動員的人員相差較大,一些在其所在村莊熱心公益的人并未參加鄉教育基金會;二是一些鄉賢在其本村一些公益事業上捐資甚多,但是對于鄉教育基金會的捐資數額并不高。換言之,不少鄉賢對于鄉教育基金會捐資熱情并不太高。這是為何呢?

    在鄉教育基金會的這次捐資動員中,村干部曾多次動員我的一位堂叔參與,卻被婉拒。堂叔早在上世紀90年代末去上海闖蕩,雖不算大富,但也積累了筆可觀的資金。近年來,他在家鄉做了不少善事:他曾為家境較差的哥哥免費建了一棟房子;每年回家,他都會給本家族的老人送錢送禮物。在筆者上學期間,他也多次主動予以資助。今年一聽說村里要修建祖屋,他也首先允諾捐資1萬……鄉里鄉親對他熱心家族公益事業、慷慨資助家族內部其他成員的行為贊不絕口。然而,他卻不愿意參加鄉鎮的教育基金會的這次聚會。他說,“我知道去就是去捐款的,我沒太大興趣,自己有能力就幫助自己的家族做點事情,其他的哪能管那么多?”他這一說法,正是很多鄉賢不參加鄉鎮一級公益事業捐資的主要原因。“有錢有能力,就是要為自己人做點事,除非你是有錢到錢沒處花。再說,把錢放到他們那里,我們也不可能真正去監督錢的用處,遠不如資助‘自己人’來的實在和放心”。一位村民也持同樣的想法,鄉村慈善應當首先幫助“自己人”。而關于基金使用成效的擔憂則是另一些人擔心的問題。在一些村莊,個別特別有錢的鄉親,干脆以自己名義獨立成立基金會,從事鄉村慈善,直接面對捐助對象。

    另一位村民,從事建筑行業多年,家產已有上千萬。2011年,他第一次捐給基金會3萬元,也是鄉教育基金會的第一任理事之一。今年的大會,他一直一言未發,被主持人點名后,續捐了萬元,會后很快離開會場,也沒參加午宴。看得出,他對鄉鎮的教育基金會并沒很大的捐資熱情。但早在幾年前,他一人就為村里修路捐資10多萬。今年,他打算在老家新建6套連體別墅,耗資約300萬元。其中三套是他自家三兄弟,另外三套則是三個堂叔。除了他自家一個兄弟外,其他人并無建別墅的能力,但他允諾,其他人只要出資10萬,資金缺口全部由他兜底。顯然,對他來說,同樣是公益,家族的事情重于村莊的事情,村莊的事情重于鄉鎮的事情。

    鄉村“慈善”的這一邏輯,事實上也是多數中國有錢人做“慈善”的邏輯,由自己拓展至家庭,由家庭拓展至家族,由家族拓展至鄉里,一層一層往外推演。概言之,這是一個由小私到大私再到小公、大公的邏輯。這一邏輯運用費孝通先生的“差序格局”形容依然貼切。費老認為,中國人人際關系是以自己為中心,按遠近來劃分親疏關系,就像石子投入水中,水面上泛開的漣暈,由中心向外延伸,一圈一圈。這便可以解釋為何很多村民熱衷于在家族、村莊做善事,而對更大范圍的“慈善”則沒有那么高的熱情。

    對照西方國家的“慈善”行為,中國人“差序格局”的 “慈善”邏輯,常常也被詬病為缺乏大愛和大公,認為中國人最大的毛病就是“私”。然而,中西方的這一差異,究其本質來說,只是慈善所生成的文化土壤的不同,而無所謂文化的高低,中國本質是一個“倫理本位”的社會。在很長的一段時期里,多數農民在其最需要幫助的時候,主要還是依靠家族成員、鄉里鄉親的幫襯,而那些走出農村的人也往往依靠家族及鄉親提供的援助。如此一來,這些人若日后能衣錦還鄉,自然也就對家族與家鄉更多一份桑梓之情。就我自己來說,在上大學的時候,臨行前,家族中各家長輩都前來送行,有些人拿些雞蛋,有些人拿些水果,還有人送個幾十、幾百塊錢……這一溫情畫面至今依然歷歷在目。如果有人問我,有兩個需要幫助的孩子,一個是家族里的,一個在偏遠地區,你的能力只能幫助一個,你選擇誰?從理智上分析,我也知道偏遠山區的孩子同樣需要幫助,但從情感上說,我會毫不遲疑地偏向自己家族的成員。其實,如果每個人都能從身邊做“隨手公益”,哪怕從家族開始做“慈善”,不也是一種正能量嗎?

    何況,農民的各種行為包括慈善公益,雖遵照“差序格局”行動邏輯,更愿意為自己的家族辦事,為自己的村莊辦事,卻并非意味著農民只講“私”而不講“公”,或 “以私損公”。事實上,我們經常看到,在村莊修路等公益事業當中,一旦家族中出現阻止公共事務建設的“釘子戶”,出面“做工作”的往往就本家族中聲望較高的人,進而達到“崇公抑私”的效果。可見,“私”不斷擴大的這種連帶關系恰恰也為反向“公”轉化提供了社會基礎。換言之,中國農民的公私關系并非絕對的以自我為中心的向外推延,而是同時在具有彈性的 “自己人”范圍內生成一些地方性的共識與“公”的觀念。正是如此,我們看到,在農村地區,民間慈善與公益的發展,也許不是那么無“私”,卻仍然為中國農村的改變扮演不可替代的角色。

      本文刪改版發表于《半月談》2015年第6期

     

     作者簡介: 陳鋒,福建永泰人,社會學博士,北京工業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院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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