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巨變的故鄉:選舉、婚姻與閑暇

    ——2015回鄉過年二三事

     

    1.我村的選舉事件

    我的家鄉魏村有800多口人,魏姓在村中是大姓人口占全村的80%。按照族譜,魏姓自1600年左右遷入此地已繁衍20代人,共分五房,如今僅存四房,我們將房頭習慣上稱為門子,門子就是村民在村莊的歸屬與活動圈子。四個門子人口大致相當,多則200余人,少則100余人,所以,到底哪個門子強勢主要取決于門子里的人的能耐。有能耐的人主要有兩類:第一類是兄弟多且令人畏懼的狠人;第二類是有公共權力能夠影響村莊發展的人,有錢人當然是有能耐的人,但無法轉變為門子的能耐,所以,不在此列。以前,村莊選舉、村莊政治似乎與村民毫無關系,今年回家過年卻意外地聽到村民議論去年的選舉事件。

    由于村委會章子在喬金家里,大喇叭在喬木家里,所以村民只知道他們兩個是村干部,至于誰是村支書、誰是村主任,都分不清楚。據村民說,既往的選舉也都是走走形式,在選票上具體勾選誰基本上由端票箱的人代為做主了。我村是個既不靠近任何開發區,也沒有什么公共山林田地資源的普通農村,加之村干部工資低、事務強度大,因而以往村兩委選舉都進行的很平靜。但是,這次卻出了意外。村支部換屆選舉已完成,村支書的侄子接任了村支書,村委會選舉工作于2014年11月也已經完成,至今卻遲遲未公布結果。

    我們門子的人口在村里排第二,近二十年卻沒有一人擔任村兩委干部,著實令門子里的人心中不服。今年選舉,門子里開小賣鋪的宏成叔決定出面競選,立馬得到全門子人的支持,結果宏成叔遭到選委會排擠,連村委會成員名單都未進入,更令人意外的是出身小姓的李某獲得了村主任職位,這刺激了我們門子的人。選舉時,全村在村的選舉人并未達到法定人數,而且端票箱的兩個人一個是李某的弟弟,一個是村支書門子的人,他們很大程度上影響著誰能投票及投票人投誰。競選失敗的宏成叔于是以參選人數未過半、選舉作弊為由向鄉政府舉報,導致選舉結果無法如期公布。

    因為宏成叔是我們家門的代表,所以,宏成叔的失敗和面子很快擴展為全家門的失敗和面子。在宏成叔的動員和訴苦中,我門子在外工作的人也逐漸介入到該事件中來。堂哥在鄉政府上班近十年了,在鄉村干部面前說話比較有分量,他將村支書叫到鄉政府予以嚴厲的批評,說不能這么欺負人,要想耍賴,誰也當不成村干部。村支書比堂哥低一輩,稱堂哥為叔叔,他說:“XX叔,事情到了這個地步,你說怎么辦吧。”經過一番商議,村支書將宏成叔填補為村委會成員兼任為會計。堂哥說:“若不是我和X伯伯(56歲,縣政府某部門退休人員)、林子(32歲,某市鐵道局工作人員)保宏成叔,宏成叔連會計也當不了。”而今,仍在生氣的宏成叔依然不同意公布選舉結果,我村的選舉事件仍在膠著之中。

    一直以為,既無資源也無利益的普通村莊不會有人愿意當村干部,也不會有什么選舉政治。如今看來,這一觀點無疑是錯誤的。華北農村人多地少,地勢平坦,居住集中,多數中老年人留在農村種地務工,他們的生產、生活等現實利益都在村莊,因而關心村莊公共事務;后稅費時期,村干部直接影響著公共資源的分配,村民更加關心誰來做村民的當家人;村干部工資、福利待遇的提高是在村精英積極參與村莊選舉的另一個重要因素。總體上看,參與競選的人都是家里種田、開小賣鋪、搞農資經營或者搞農村建筑隊的人,他們長久生活在農村,經濟收入來自于農村,當村干部的機會成本低、收益不低且受人尊敬,所以,在我們村莊總是有人想要當村干部。村干部是家門的代表,他們的支持來自于家門,他們也會用各種方式回饋家門的人,處于門子之中的普通人也參與到村落選舉政治中來。有利益博弈和群眾動員就有公共政治,革命時代的宏大國家政治雖然已經遠離農民,以血緣和地緣為邊界的源自農民生產生活中的政治卻從未離開村莊。

    2.年輕人的婚姻與生育觀念

        堂弟1993年元月出生,今年22歲,在農村已算是大齡未婚青年,相親幾年,一直沒有中意的,家里人很替他著急,甚至開始懷疑堂弟的審美出了問題。我們家鄉相親的規矩是男青年跟隨媒人去女方家里見面,男方父母是不去的,叔叔在家人的催促下還是跟著堂弟去相親了,準備替他選媳婦。

    我們一房在我這一輩有男丁30余人,可謂門丁興旺,與父親同一輩份的家庭至少一個兒子,最多的一戶有四個兒子。我輩男丁年齡在15歲到37歲之間,正值婚配階段(18歲以上)的未婚青年有7、8個,過年期間都在忙碌相親,18歲的阿坤是今年唯一一個成功訂婚的人。聽到18歲的阿坤訂婚的消息,我不免感到意外想到阿坤的爸爸海叔才41歲就要當公公了,不免覺得人世更替之快。當我問到,為什么這么早為阿坤訂婚?海叔告訴我,現在農村的女孩子少得很,處于相親階段的男孩子10個,女孩最多有4個,男女比例嚴重失衡。海叔的另一個解釋就是,家里還有一個兒子(16歲),忙完一個是一個。

    比阿坤訂婚更令人驚訝的信息是彩禮金額。阿坤家送的彩禮金額8.8萬元,據說,這在老家只是一般水平。阿凌23歲,兄弟三個,他是老大,相親之后,對方要12.8萬元,他們家也同意了,在即將訂婚之前女方家里反悔了,理由是阿凌家兄弟太多,女兒嫁過去后怕過不上好日子。更為糟糕的是20歲的阿亮,他由于兄弟四人(他是老大),為他牽線的媒人寥寥無幾。奶奶說,人家女方家庭一聽是兄弟四個,連見面的機會都不給他。兄弟多、家門大原本農村人向往的大家庭生活,也是原來男孩相親的主要競爭要素,而今卻成了累贅。不是家門人口在村莊生活中不再重要,而是適齡女性資源稀缺直接提升了女孩競爭力,間接地將婚姻劣勢轉移到兄弟多的家庭。不同于男孩,女孩可以通過婚嫁改變命運提升生活質量,家境殷實及預期收益成為女方擇偶的主要指標,因而,家境優越的獨生子最具有競爭力,其次是家境優越的雙子戶,家境不太優越且兄弟眾多的阿亮找不到相親對象就很正常了。兄弟越多意味著家庭財產稀釋的越厲害,為了保住自己的生活優勢,年輕媳婦在結婚千就會提出越來越高的彩禮訴求;農村女性資源越來越稀缺,成為彩禮飆升的主要原因

    家兄弟三人,老二2011年結婚,彩禮1.9萬元;老三2013年結婚,彩禮才3.6萬元,而今動輒十萬元的彩禮幾乎要盡一對農民夫妻半輩子的積蓄。除彩禮外撫養兒子的另重要開支就是房子。我村由于道路設施完備,家家戶戶在村里建新房子,為兒子結婚到城里買房子的現象還未發生。但是,在農村建新房子也不簡單,原來兒子結婚蓋一座平房足矣,而今已普遍升級為樓房了,一座樓房不算裝修至少也要15萬元。一個兒子僅結婚就要20、30萬元,在全國農村已成為普遍現象,這無疑是新時期壓在農民頭上的一座大山。如若只有一個兒子,一個農民家庭尚可應付;如若有兩三個兒子,那么這對農民夫妻一輩子就別想過輕松日子了。

    村莊社會盡管依然強調子嗣觀念,但是,變化在悄悄發生。我二弟頭胎生了個女兒,在懷二胎的時候,他們夫妻倆千方百計的要檢驗胎兒的性別,弟媳說,如果是女兒就打掉,一兒一女就夠了,生多了也養活不住。阿健與二弟同齡,他是兩代單傳,希望多生兒子,但在生兩個兒子后,他們夫妻也懼怕了,撫養兒子及為兒子成家立業的負擔令他們不敢再生。筆者在全國多地農村調研發現,“不敢多生”、“不愿多生”已經成為育齡人群(以80后群體為主)的普遍觀念,在子嗣觀念弱的農村如江漢平原農村,獨生子女已成為普遍現象;在子嗣觀念強的農村如華南華北農村,擁有兩孩以上的家庭所占比例極低,“生兩個兒子哭一場”“怕的要死”的心理非常普遍。

    不可否認,盛行幾十年的計劃生育政策在人口增長控制上起到了巨大作用,但是,計劃生育措施改變的是生育數量,而不是人們的生育觀念和生育行為當下社會生育觀念轉變的根本原因更多的來自社會本身,所以,國家即使全面放開二孩政策,對農民的生育行為和農村人口的增長幾乎不產生什么影響很可能提升部分城市中上階層家庭的生育數量

    3.閑暇:農民的剩余時間如何安放?

    我未婚妻的父母都已年過60,有三個女兒一個兒子,大女兒(中學老師)、二女兒已出嫁,三女兒已大學畢業參加工作,小兒子還在讀研究生,家庭壓力不算大。兒女們都勸他們不要再忙碌了,年紀大了,保重身體要緊。可是,岳父母仍然閑不住,岳母每年都要去新疆摘棉花,9月份去12月份回來,可以掙1萬元左右;岳父在家里種10畝田,農閑時就到建筑隊打工;就是這樣一對勤勞的老人供養了三個大學生。2014年新疆不斷發生騷亂,未婚妻姊妹幾個堅決不讓岳母再去新疆打工,岳母很遺憾地將火車票退了,但是10月份玉米收了之后,就沒有什么事情可做了。

    有一次未婚妻打電話告訴我,岳母在家里正在到處摘野菊花,最遠能跑十多里路,而野菊花也就幾毛錢一斤,一天下來掙不到10元錢。未婚妻勸岳母不要做這些了,還是在家里休息吧。岳母的回答卻讓人意外,她說“閑得發慌,很無聊”。我則安慰未婚妻,讓老人家有個事情做總比閑著好,跑跑也算鍛煉身體吧。今年去岳父母家拜年,與岳父談起種地的事情,他說,現在機械收種,方便的很,十畝地,他一個人只需要干4個月的活。我對岳父輕描淡寫的勞動安排不甚相信,在我的調研經驗中,一個60歲以上的老人種10畝地的確很正常,但不會如此輕松。到田地看后我才明白,岳父家的田地靠近村莊,分布集中(十畝地分為三塊,少則2畝多則5畝),機井灌溉便利,地勢平坦便于機械收種。而且當地農業機械的市場服務體系頗為完善,每逢收種季節,便有人員主動上門服務。值得一提的是,如今裝卸拖運麥子、玉米的短途運輸服務則解決了沒有農用車或不會開農用車的老年人種地困難。岳父的家鄉不但沒有土地被拋荒,而且出現了開墾河道、林地、荒地種田的現象,60歲左右的中老年人成為種田能手,他們不但不排斥農業機械化,反而是農業機械化的推動者和維護者,他們不但沒有降低糧食產量,反而是糧食增產的堅強后盾,他們不但沒有拋荒反而是拓荒的實踐者。

    現代技術的推廣和市場化程度的提高節約了大量農業勞動力,農民的剩余時間增多,接踵而至的問題就是剩余時間如何安排?岳父則往來于建筑隊和田地之間,閑暇之余則去小賣鋪打牌;岳母則往返于菜園子、廚房和田地之間,閑暇時打麻將或者如上文說的去摘野菊花。過年的時候,岳母說,現在過年沒事干、很無趣,往常還在剝玉米、納鞋底、織毛衣,現在農活被機械替代了,手工制品被市場商品替代了,漫長的閑暇時間則讓人迷茫。

    因剩余時間增多而無所事事,難道不正是全國各地農民的普遍現象嗎?一邊是剩余時間增多,一邊是傳統文化儀式活動的衰落,新的文化生活又未興起,農村農民的閑暇生活于是出現荒漠化。刺激性的商業文化不斷在農村舞臺表演,西方各式宗教活動也在農村不斷蔓延,社會主義文化建設也在努力之中,究竟誰能占領農村文化陣地似乎仍在較量之中。

    2015-3-5

    全文刊發于《改革內參》2015年第1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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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責任編輯:s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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