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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動動土地制度,就能產個金娃娃,天下哪有這好事
  •  2019-04-16 20:35:15   作者:賀雪峰   來源:長江日報   點擊:0   評論: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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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讀+訪談】賀雪峰:動動土地制度,就能產個金娃娃,天下哪有這好事

    長江日報記者周劼

     

    賀雪峰,湖北荊門人,武漢大學社會學系系主任,武漢大學中國鄉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導師,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


    一件事情的刺激

    賀雪峰剛開始并不做土地制度的研究,之所以轉向這個領域,據他說,源于一件事情的刺激。

    那時候,大城市周邊的一些農村,農民在自己的土地上蓋房子,然后賣給城里人,很快發家致富。一些經濟學家就驚呼,這不需要國家投入一分錢,農民就自主地城市化了,多好啊。

    賀雪峰當時就有一個疑問,農民在自己的土地上建房子就能夠發家致富,有沒有這么容易的致富之路呢?國家也沒有進行投資,農民也沒有付出什么勞動,這種富就有一點不明不白,世界上怎么會有這樣的好事?

    當他說這番話時,記者接過話頭說,這是個簡單的經濟學邏輯。

    他連忙搖搖頭,邏輯都說不上,只是個簡單的常識。好像土地一動起來、活起來,進入了市場,就能產生大量的真金白銀,這種思路完全違反了常識。

    常識是賀雪峰討論問題時,喜歡使用的詞匯。擺事實、講道理,很多時候的學術爭論可以回歸到常識。“但有些人就喜歡真理式的討論,一副真理在手的樣子,就沒有辦法討論了。”他說。“真理式的討論”也是他常用的、不無調侃意味的詞匯,另一個說法叫“理念先行”,先抓住一個理論或理念,再去找事實,有了這個理論的有色眼鏡,只看到對自己有利的事實或者一些局部孤立的事實。

    就拿上面所說的“小產權房”來說吧,從小產權房看到農民對自己的土地進行開發,得出農民自主城市化的結論,卻沒有看到那些土地是在特定位置上的。農民蓋房子就能致富,是因為在城鄉接合部,城市擴張只能是平面擴張,在擴張路線上的城鄉接合部或近郊地區的土地就會非常值錢。對于偏遠的土地,也能如此自主城市化嗎?一個地方富了,肯定就有另一個地方來買單。這是一個簡單的常識。但有些人受西方產權理論的影響,認為只要給農民清晰的土地權利,土地資源就會得到有效的配置。“其實不是這樣,”賀雪峰說,“因為土地資源非常復雜,它不僅僅是經濟資源,也不僅僅是生產要素,它帶有非常濃烈的農民對家鄉的情感色彩,維系著他們的鄉土鄉愁、身份榮耀等等各個方面。我們現在所需要做的事,不要老是想在土地上做文章,不能從城市土地去想象農村土地。不要想著稍微動一動土地制度,就能夠產生一個金娃娃,天下沒有這么好的事情。不要去折騰土地。”

    擺事實講道理

    在賀雪峰的眼里,擺事實和講道理同等重要,就像做學問,行萬里路和讀萬卷書同等重要,他稱之為兩“經”訓練:經典+經驗。他在網上很有名的一件事情,就是要求學生“兩不要一要”:不要參加課題,不要發表文章,要讀書。

    這對于很多有做課題壓力、發文章要求的學生來說,不知道是被從溝里撈出來還是帶到溝里去了。不管怎樣的議論紛紛,賀雪峰從十幾年前主持學生們的讀書會,一直到現在。讀書會安排同學們讀書的數量有些驚人,泡圖書館的時間也有些嚇人的。“讀硬書硬讀書”是他的要求,賀雪峰說,讀書的過程,不僅是要讀懂書的內容,而且是在讀的過程中不斷地思考,最終是讀書人邏輯思維能力和分析推理能力的增強。不論讀什么書,只要讀的是經典著作、成體系地閱讀,兩年時間思考能力就可以得到大幅度提升。

    至今,他主持的讀書會已經考取200多名博士研究生。雖然讀書不為發表文章,伴隨著思考的成熟,在讀博士生發表的論文卻都不少,這是一個似慢實快的過程。文章不是寫出來的,是思考成熟后的自然析出。他用了一個化學結晶中的概念。

    有了有效的讀書訓練,他就要求學生們去調研,去了解國情,去了解農村的方方面面。調查的時候肯定有特定的問題意識,當要了解A時,就會發現A的背后還有必須了解的B,再去調查B,又會發現C也很重要。“就迫使你不斷到農村去,不斷到農村去。我要求博士生必須有400天駐村。經過400天的駐村調研,他的思考就不會只停留在概念層面,而是有了想事的能力。他也更不會通過情懷和情緒去思考。有了將概念還原到經驗中去的能力,這樣思考問題就不會極端,也沒有辦法極端。”

    極端,也是賀雪峰獨特的詞匯,翻譯成另一種說法,就是不切實際的想象。“我們現在的很多改革或者改革的建議,會把土地制度搞得過于復雜。有很多不切實際的想象。”


    【訪談】中國土地制度是現代化的巨大紅利

    一張白紙,可以畫最好最美的圖畫

    讀+:您在和他人的爭論中提出說“中國土地制度是全世界最先進”的觀點,您為什么這樣說?

    賀雪峰:我最近剛剛出版了一本《地權的邏輯III》,它的副標題就是“為什么說中國土地制度是全世界最先進的”。這句話其實是在論戰中別人批評我的話,他們不無諷刺地說,在賀雪峰的眼里,中國的土地制度是世界上最先進最好的。我一聽,誒,覺得這個說對了。確實是這樣,這不僅僅是一句抬杠的話,而是我對此有一個較全面的認識,在和別人的論戰中,我的觀點也更加清晰起來。

    中國現行土地制度來自兩場革命,一場革命叫新民主主義革命,平均地權,消滅了封建地主,消滅了農村土地上的剝削,耕者有其田,勞動者通過自己勞動,自食其力,這樣就產生了大量的小農;另外一場革命是社會主義改造,確立了土地集體所有的土地公有制。土地公有制消滅了土地上的食利者,建立了“地盡其利、地利共享”的制度。分田到戶并沒有改變中國基本土地制度,只是把土地作為生產資料分給農戶,農戶只有承包經營權,沒有所有權。并且經營權只能用于農業用途,不能拿來搞開發搞建設。中國是世界上真正實現了土地公有的國家,這種公有制是農民認可的:土地不是農民的私有財產,而是農民的生產資料,是集體所有的生產資源。正是基于這種制度安排,國家征收農民土地就主要是進行勞動力安置,或以貨幣補償來替代勞動力安置。幾乎沒有農民認為他們應當占有土地非農使用的所有增值收益。

    我們知道,在現代快速工業化進程中,必然伴隨著人口城市化和土地城市化。土地一旦城市化后,單位面積上聚集財富,或者說在單位面積上聚集的生產力,遠遠不是農業社會所能比擬。土地有非常重要的兩個性質,第一是不可移動;第二是不可再生。在城市發展的過程中,如何用好土地這個資源是一個關鍵。如果土地資源不能夠很好地利用,我們這樣一個發展中國家向發達國家邁進之路就會比較艱難。

    而當前中國土地制度可以使得城市化發展所需征地拆遷相對容易,也就為中國現代化、城市化提供了巨大的制度紅利。在未經過社會主義改造甚至未經過真正資產階級革命的國家,比如印度和拉美一些發展中國家,建設基礎設施和擴張城市就面臨著地權分散細碎、征地談判艱難的問題,因為所有征地拆遷都會遇到封建性的土地私人所有者索要高價,土地房屋等不動產私有制度造成索要高價者的釘子戶優勢。印度經濟發展遠不如中國,一個眾所周知的重要原因就是存在未經過資產階級革命更未經歷社會主義改造的土地私有制所固化下來的強有力的土地食利者階級。

    從這個角度講,新中國土地制度惠及到了今天,尤其是惠及了最近20年的快速城市化。毫無疑問,中國之所以可以快速推進史無前例的城市化,以及可以建設良好的基礎設施,重要原因就是中國現行土地制度具有極大優越性。

    也從這個角度講,我對中國的現行土地制度是非常肯定的,這是中國一個很大的優勢而非劣勢。這個優勢的來源就在于通過革命,把所有附著于土地上的既得利益者全部掃平,然后形成了土地上的一張白紙,可以畫最好最美的圖畫,而城市規劃一定要這樣。城市規劃和建設中,如果到處都有既得利益者,到處都有不可觸碰的權利,到處都有牛皮癬式的釘子戶,城市又如何可以建設得好?

    讀+:從您和他人的爭論中可以看到對中國現行土地制度有兩種截然相反的認知,為什么會形成這樣的認知差異?

    賀雪峰:很多學者對我國當前的土地制度持完全否定的態度,一定要全盤改變中國的土地制度。我覺得,他們看到的是局部,沒有看到大局;看到的是現象,沒有看到本質。

    農民要的是利益,而不是權利

    讀+:征地拆遷,是現在很多地方比較激化的矛盾,它形成的原因是什么?

    賀雪峰:征地拆遷是城市發展的必然。按照現行土地制度,中國的土地是公有的,有兩種公有,一種是國有,一種是集體所有。城市建設用地只能用國有土地,國家通過土地征收將集體所有的農地征收為國有建設用地,再通過招拍掛等方式出讓土地使用權進行建設。現行土地制度規定,農地只能農用,農村集體土地上不允許搞建設,在集體土地上搞建設只能通過征收。現行土地制度的關鍵之處在于,征用農民的土地是按照土地原有用途給予補償,也就是按農地給予補償,并且綜合補貼不超過30倍。按土地產值衡量,比如原來種水稻,每畝1000斤也就2000元錢。2000元,30倍,就是6萬元錢把農民的土地征收了,而這塊土地被用于工商業用途,特別是用于商住時,拍賣出去的價格可能高達數百萬元。本來按照現行制度,土地利益如何分配是很清楚的,但是征收土地用于城市建設所形成的巨大利益,必然造成各方主體的利益競爭。在快速城市化的進程中,城市近郊可能被征收的土地可以聚集大量財富。這個財富歸誰就成為一個問題。

    過去征收農民的土地,農民是勞動者,順便就把農民安排進征收土地的工廠里,把農民變成工人、城里人,農民很高興。后來就業市場化了,農民不愿意到工廠里去,他愿意拿補貼,而且土地較為單一,便于丈量,征地沖突相對比較少。征地就必然要拆遷房子,而房子不像土地那樣單純,有的房子建得早,有的晚,有的是磚墻,有的是土墻,有的裝修豪華,有的簡單,補償就會有差異,這種差異十分復雜。就需要一家一家的去談判。。

    靜態來看,法律法規還是很明確清晰,問題是,征地拆遷利益過于巨大,持續時間很長,不同地區還有巨大的差異,為了獲得更多土地利益,與土地有關的各種利益主體就會想各種辦法,動各種腦筋,最大化自己的利益,就會形成激烈的利益博弈。與土地有關的各種利益主體包括農民、村社集體,也包括地方政府和國家,甚至還包括開發商和黑社會。

    這就產生了很多的矛盾。這些矛盾聚焦之后,整個社會就很關注。出現了惡性事件、群體事件,演變成媒體事件,都在考驗農民、政府和社會的承受能力。有人看到這些現象就把它放大說,這是整個土地制度出現了的問題。

    但是我們要看到,每年全國有數百萬畝土地征收,每畝征收的土地都涉及到巨大利益,我們處于全世界都沒有先例的快速城市化進程中,這么大規模的城市化,實際上只產生并不是太多的惡性事件,最近幾年征地拆遷而起惡性事件還大幅度減少。征地拆遷的利益博弈中僅僅只產生了并不算多的惡性事件,這本身就是一個奇跡。這個奇跡的前提是:第一,土地是公有制,不是農民的私人財產,第二,農民在征地拆遷中是得利的,農民盼征地拆遷是一個常識。

    從這個角度來看征地拆遷,如果征地拆遷中沒有任何矛盾,那就是真空中的奇怪事情了。既然是一個利益博弈,各方面都得掌握分寸,不讓事情破局、破底線。目前征地拆遷中,越來越形成了這樣的智慧。

    讀+:那么征地拆遷中的利益該如何分配呢?

    賀雪峰:能被征地拆遷的農民只占全國農民的極少數部分,不到5%,如果所有的征收土地上的利益都被被征地農民拿走,這部分農民肯定能富裕起來。問題是,到底是5%的農民富了還是全國農民富了?這富裕起來的5%的農民到底是應該算作農民還是應該算作土地食利者。且這5%的農民什么都沒有做,不用勞動,不冒風險,輕易就成為百萬富翁千萬富翁甚至億萬富翁,這合理嗎?

    按現行制度,土地非農使用的增值收益主要歸國家,歸地方政府,變成了地方政府的土地財政收入。我們常說“公共財政養人,土地財政做事”,在城市現代化的進程中,基礎設施投入是非常巨大的,是非常需要土地財政收入用于基礎設施建設,支撐整個城市舒適方便的生活。這些基礎設施也是生產的潤滑劑,沒有良好的基礎設施,城市發展就會一團糟,供電不行,供水不行,通訊不行,交通不行,城市那么多人聚集在一起,就會變成了貧民窟式的災難。良好的基礎設施進一步提升了城市的生產能力,城市生產能力的提升就會吸引更多的人進城,城市發展才能進入良性循環。最近20年,我國城市進程就進入了這樣的良性循環。

    很多人在這個問題上說,政府與農民爭利。我們要探究一下究竟這個利是從哪里來的,究竟是不是農民的利?確實,世界上還有不少沒有經歷革命的發展中國家,土地占有不平衡且土地私有制,土地非農使用的相當部分收益歸地主,這卻必然變成城市基礎設施建設的災難。

    正是由于中國的土地制度將土地非農使用的主要增值收益給到了地方政府手中,用于了城市的建設,才有了整個城市的發展,才有了整個國家的持續經濟發展和科技進步,才有了大部分人的城市化和城市化帶來的舒適生活。從這個方面來講,中國現行的土地征收制度是惠及所有的人,對中國的城市化居功至偉。

    在這樣的利益分配之下,農民滿不滿意?農民的土地本來就不是農民私人所有的。征收農民的土地,農民從來不會說這個土地所有權是我的。農民也從來不反對征地,農民關心的是補償多少。補償該拿多少呢?剛開始征地,每畝補償幾萬元很高興,后來城市建設用地拍賣動輒數百上千萬,感覺補償太少了,因此要求增加補償。農民要的是利益,要的不是權利。

    讀+:解決征地拆遷中的矛盾激化,有沒有比較行之有效的方法?

    賀雪峰:土地制度作為中國的一項重要的優勢,不是說它盡善盡美,沒有一點問題。同樣,征地拆遷制度不需要大改,卻需要完善。比如征地拆遷究竟該如何補償才是最好的?農民最希望獲得現金補償,實踐中現金補償卻出現過很多問題。征地拆遷制度需要完善,比如:第一、補償盡量要規范;第二、補償的標準確實需要提高;第三、補償也要多元化,不僅要有社會保障,而且可以與再就業工程結合起來;第四,留地安置也值得探索和推廣。

    農民有退路,國家有出路

    讀+:您還提出過“城鄉二元結構是保持中國社會彈性的關鍵”,這個觀點就和很多人的認知很不同,很多人認為形成諸多社會矛盾的根源就在于城鄉二元結構。為什么您會這樣想?

    賀雪峰:一般的觀點是要“破除城鄉二元結構”,我的看法是,當講“破除城鄉二元結構”的時候,其實在前提預設里就認為城鄉是一樣的,都是市場化的。你不會說破除政治和宗教之間的差異,你也不會說破除市場和社會的二元結構。為什么要破除城鄉二元結構呢?這其中就有一個很大的誤區。城鄉是一樣的嗎?你到農村去,就會發現農村很有趣,我們的農村是一個有傳統的村莊,每家都有土地。農民進城在城市里打拼的時候,他們是最弱勢的群體,社會資本最少,經濟資本最少,文化資本最少。他們打拼中有一部分人能夠在城市立足。即使這些成功的人中,他們的父母也往往是留在農村的,而進城失敗的農民,他們終究還是要回到農村。留在農村的人只要與土地結合在一起,第一就會有了收入;第二就會有勞動,勞動產生光榮,沒有勞動他們會覺得自己等死,沒有價值了,并且勞動還能建立起社會關系;第三就有了自給自足的田園經濟。總之,農民只要與土地結合起來就可以獲得溫飽以上的生活水準,可以獲得有安全感甚至體面的生活。在城市里打拼的農民是漂泊的,無根的,甚至有時是惶惶不可終日。你能說農村和城市是一樣的嗎?正是那些在城里打拼不成功的人可以退回農村,農民才不懼進城打拼。從這一點來講,農村有一個明顯的功能就是社會保障功能,社會保障當然不能完全市場化。農村要為中國9億農民保底,他們在城市里面沒有辦法獲得體面的生活時,只要他們還可以退回農村去,還可以與土地結合起來,他就心中不慌。農民有了退路,國家才有出路。城鄉二元結構是一種保護型的社會機制,帶有很強的福利和保底性質。城市應該完全向農民開放,農村不能完全向城市開放。要為農民保留退路。

    讀+:既然中國的土地制度是先進的,我們又該在后面的改革中如何發揮這種先進性?您特別提到了“土地改革的先行劣勢”,為什么又會有這樣的現象?

    賀雪峰:按現行土地制度,進行建設必須用國有土地,農村集體所有的土地必須經過征收才能用于建設。問題是,在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土地管理法》還沒有出臺,珠三角和長三角地區就占用大量土地搞了建設,主要是辦了工廠,因此在全國形成了大約4300萬畝性質比較特殊的農村集體建設用地。如何盤活這些集體建設用地,因此就有集體建設用地的流轉與入市,這其實是一個被迫的舉措,而非什么先進經驗。這算是歷史遺留問題。中西部地區幾乎沒有集體建設用地,就無需搞集體建設用地入市這一套。

    發達地區還存在另外一種劣勢,就是土地利益固化。農民在土地上蓋的房子很值錢,在土地上建的廠房出租也有很高的租金收益,農民對土地財富預期很高,征地拆遷十分困難,在土地上搞建設十分困難。事實上是形成了很多“土圍子”。這時的土地就不是一張白紙,搞建設就不是很好搞了。中西部地區土地上還沒有形成固化的利益,中西部地區征地拆遷還比較容易,搞建設也比較容易,中西部地區當然就具有沿海地區所沒有的在土地上搞建設的優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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