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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周黎安:如何認識中國?——對話黃宗智先生
  •  2019-06-19 19:47:42   作者:周黎安   來源:   點擊:0   評論: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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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周黎安  

       

       【內容提要】 本文是筆者與黃宗智先生的一次理論對話。我們從不同的視角和側面切入中國的國家治理與中國經濟,但揭示了高度相似和互補的制度特征。通過研讀黃宗智的著述并結合自己的研究體會,我認為,一個認知中國的好理論一定能夠穿透歷史與現實,連接理論與經驗,超越左與右,融合東西方。我們的學術探索一定是基于實踐的認知,基于實證和經驗的探索,在與西方理論對話的同時,特別需要甄別西方理論所隱含的假定條件,尤其是那些與西方獨特經驗“綁定”的隱含假設,警覺這些理論所蘊含的價值指向和規范設定。作為更高的目標,我們應該尋求能夠結合東西方經驗的更為一般化的理論建構。

       

       【關鍵詞】 過密化增長,第三領域,集權的簡約治理,行政發包制,官場 + 市場

       

    一、 引言


       本文是一次極為特殊的嘗試。黃宗智先生與我相約,每人從自己的視角詮釋對方的理論建構,通過兩個理論體系的建設性對話和碰撞,一方面尋求兩者的相似點和共鳴點,另一方面提煉出進一步值得探究的理論問題,展現下一步我們應該努力的方向。

       

       黃宗智的學術研究主要圍繞兩個方面展開:一是中國的農業史和鄉村經濟,從明清、民國、新中國成立后計劃經濟時期,一直延伸到當今的農村變革和經濟發展;二是中國的法律史和基層治理,同樣是跨越明清和當代的司法制度及基層治理。尤為可貴的是,在這兩個方面的研究當中各有一條主線貫穿(后面將詳述),使其整個研究不僅連接理論與經驗,而且得以穿透歷史與現實,揭示出中國現代化進程的獨特路徑和深層邏輯。這些獨辟蹊徑、腳踏實地的理論研究直接產生了一系列關于如何看待中國傳統與現代,如何改造中國的真知灼見。

       

       我的研究主要圍繞著中國地方政府與區域經濟的互動展開,尤其關注地方官員的晉升激勵、政府治理及其對中國經濟的影響。我也是沿著兩條線索研究中國特色的政治經濟學:一是地方官員的政治錦標賽(也稱晉升錦標賽),即地方官員圍繞著經濟發展績效而進行晉升競爭,近年來將這個分析概念拓展為“官場+市場”理論,即地方官員的晉升競爭(“ 官場競爭”)與轄區企業之間的市場競爭的結合;二是從中央到地方、從國家到社會的“行政發包制”,即政府公共事務層層發包和分包的體制。這兩條線索——橫向晉升競爭與縱向行政發包——在歷史維度上具有延伸性和連續性,結合起來可以研究地方官員激勵、政府治理與中國經濟運行的互動過程,進而揭示中國特色的國家治理和經濟發展模式。

       

       我們共同關注中國的國家治理與中國經濟問題,但切入的分析視角、研究方法、重點領域均有所差異,最終卻看到了高度相似和互補的制度特征。黃宗智先生是史學出身,我是經濟學出身;他更側重歷史,而我聚焦當代;他更關注鄉村經濟和基層治理,我更關注城市區域與央地關系;我們之間也有交叉和重疊,他從歷史的角度切入經濟和司法,我從經濟學的角度切入歷史和國家治理。我們共同的學術追求是如何借助與西方理論的對話,揭示中國國家治理與經濟現代化的深層邏輯和獨特路徑。

       

       本文將聚焦于“如何認識中國”這個重大主題,從我的理論視角闡釋和引申黃宗智的理論概念和學術體系,同時又結合當今學術界關于中國認知的現狀與問題,提出未來中國問題研究需要進一步思考和探索的方向。

       

    二、對話背景:西方理論基準映照下的中國研究


       中國在歷史上缺乏社會科學的分析傳統。近現代以來國內外學術界關于中國的認識都是在借鑒和應用西方理論的過程中產生的,時至今日依舊是這個局面。西方理論與西方經驗(以英美為主)成為中外學者思考和研究中國問題的起點和基準。黃宗智在其著述中詳細討論了中國問題研究如何受到西方主流理論的支配和影響,諸如馬克思主義、新古典經濟學、韋伯形式主義理性法學、費正清的“西方沖擊-反應”論。那些與“西方中心主義”對抗的理論,如“后現代主義”理論,甚至上世紀50年代國內一度流行的“資本主義萌芽論”,其實都離不開“西方中心論”所設定的“二元對立”議題,背后隱含了共同的研究范式(黃宗智,2005;黃宗智,2007:57-89)。

       

       以我所從事的政治經濟學領域研究為例,過去四十年關于中國政府的研究呈現了相同的現象。中外學者最常用的西方理論基準包括三種。第一,“有限政府”論:政府是以保護和尊重公民權利為基礎,以公共服務為導向,民主選舉產生政治家,政治與行政相分離,政府依法行政,政府與市場、國家與社會存在清晰的權利和職責邊界,公民權利是對抗國家權威最基礎的力量。第二,韋伯的科層制:現代官僚組織貫徹理性化原則,以程序和法理為基礎,按照可計算、可預測的標準設定組織規則和決策程序,科層制享有足額預算,職員享有年薪制,上下級關系是非人格化的權力等級關系。第三,美國的財政聯邦主義:以憲法為基礎,按照公共品的覆蓋范圍(如全國性還是地方性)明確聯邦與州政府權力和職責分工,地方享有自治權,基于公共服務均等化的要求安排轉移支付,實現事權與財力匹配,州和地方政府之間展開稅收競爭。

       

       當前關于中國政府研究的普遍傾向是以西方的理論基準為參照的比較研究,以此發現中國政府運行的重要特征及問題。眾多學者對中國政府進行了各式各樣的“畫像”。第一,“全能政府”或“無限政府”:中國政府呈現全能型政府的特征(鄒讜,1994),職責無所不包,涵蓋經濟、社會的方方面面,政府與市場、國家與社會邊界模糊;政府更多是基于績效合法性(趙鼎新,2016)。第二,政府治理的非正式性:規則、程序約束弱,合謀、變通和政策扭曲流行(周雪光,2008;王漢生、劉世定、孫立平,1997);在集權架構之下實際上是“碎片化”權威(Lieberthal and Oksenberg, 1988);部門職責分工模糊,“人治”色彩濃厚,呈現運動型治理的特征(馮仕政,2012;周雪光,2012);第三,在多層級政府關系中,地方政府之間存在財稅競爭,體現“中國特色財政聯邦主義”(Qian and Weingast, 1997);中央與地方、上級與下級政府之間職責交叉重疊(職責同構)(朱光磊、張志紅,2005),“上級請客,下級買單”,地方政府財力與事權不對稱,預算外財政長期盛行。

       

       這方面研究的一個突出特點是,通過參照西方的理論基準找出中國政府運行的各式各樣的“偏差”和“悖論”。更重要的是,大部分研究將這些中國式“偏差”和“悖論”進一步診斷和界定為中國政府組織及運行中的“失序”“扭曲”和“亂象”。當然,這些被揭示出來的“失序”和“亂象”,大多又存在對立性的現象,或者被賦予性質截然不同的解釋。例如,集權架構下“碎片化”的權威與領導小組的集中統一和“共識型”決策(王紹光、樊鵬,2013)相對照;科層制下動員型治理與“人治”和集中力量辦大事與“舉國體制”論雌雄同體;自上而下政策傳遞過程中地方“選擇性”執行(O’Brien and Li, 1999),合謀與變通和地方多樣性與靈活性共存(周黎安,2008[2017];周雪光,2008);國家與社會、政府與市場邊界模糊,協商式民主和政企合作。事實上,在西方理論觀照之下的中國政府運行的諸多“扭曲”和“亂象”的對立面恰好是中國強大國家能力的體現(如“運動式治理”與“集中力量辦大事”,地方政府的變通與合謀和地方政策的多樣性、靈活性),構成中國政府治理模式的鮮明特色。我認為問題不在于不同學者發現的現象與問題相互沖突,各自可能都有合理的證據和解釋,問題在于當前的學術現狀是要么各執一端,各說各話,要么就讓這些相互沖突的現象“悖論”式并存,回避其內在的邏輯沖突。

       

       中國官僚政治傳統以自身邏輯運行了兩千年,保持了驚人的持續性,已經形成了自己獨特的治理傳統和經驗。中國經濟在技術、產業意義上不斷走向現代化,然而中國的國家治理、國家與社會的關系、政府與市場的關系,不論是初始文化及制度稟賦、經濟社會約束還是發展路徑,均迥異于發達國家。然而,在西方理論基準和西方現代化經驗的影響下,許多學者似乎無視這些巨大的文化、制度與歷史進程差異,隱含地假設中國遲早會或者應該收斂于發達國家所走過的現代化道路。與這個預期相聯系的是,中國過去三十年借鑒西方政府治理的經驗在相關領域進行了諸多改革,但成效不一,有不少政府改革“形同神異”,只是外在形式相似,內在邏輯“依然故我”。如何評價這些改革的效果呢?絕大多數人的第一反應是認為這些改革不徹底,舊體制的慣性和既得利益集團的抵抗致使其成效甚微。我們很少考慮另外一種可能性,那就是中國有其自身的體制邏輯和演化路徑,套用西方模式只會導致改革南轅北轍,或者“換湯不換藥”。

       

       另一方面,中國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在經濟高速發展當中發揮了極為重要的作用,中國的國家能力在經濟發展過程中的作用有目共睹,也得到了眾多國際學者的認可(福山,2014),這與目前國內學術界關于地方政府的各類批判式分析形成鮮明對比①。如何將學者所揭示的中國政府運行的各類“失序”“扭曲”現象與其所發揮的重要作用內在一致地協調起來,顯然是國內外學術界必須正視的挑戰。

       

       所有這些問題與困惑之所以產生,根源還是在于我們未能正確處理中國問題研究與西方理論、西方經驗的關系,未能正視中國自身的傳統和現代化的內在邏輯。許多研究中國問題的學者發現西方理論基準和西方經驗為分析中國設置了清晰的概念、便利的技術指引而沉浸于比較研究的欣喜之中,而意識不到這些理論基準和經驗所暗含的各類“陷阱”和“誤導”。黃宗智(2007:1)在著作開篇就提出了極為尖銳的問題:“面對眾多的現代科學和歷史理論,中國歷史的實際意味著什么?西方的一些主要理論體系對于我們理解中國的歷史實際能有什么樣的幫助?同時,反過來說,帶有什么樣的誤導?中國歷史實際需要什么樣的不同于西方的理論和概念來理解?”這些問題是任何一位研究中國問題的現代學者無法繞開,必須嚴肅面對的。

       

       黃宗智的研究本身就提供了一個杰出的范例,詮釋如何在與西方理論的對話中,扎根于中國實踐,基于堅實的經驗證據認識中國的獨特現象與深層邏輯。我認為,黃宗智提出的一系列理論深刻簡約,揭示出中國經濟社會長期以來的“穩態性”特征和基本問題,值得特別研究和思考。除此之外,其背后所蘊含的認識論和方法論也值得挖掘和提煉,給陷于困境和迷惑之中的中國問題研究帶來諸多啟示與借鑒。同時我也深感,黃宗智從中國農業史和法律史的進路所發現的一些重要現象,如“集權的簡約治理”和“第三領域”,與我從經濟發展和國家治理的角度發現的“行政發包制”、“官場 + 市場”雙向政經互動,在許多方面具有意想不到的相似性和“對偶性”,不同的研究進路也使得我們之間存在明顯的互補性。如果兩者之間可以進行建設性對話,想必能夠引發新問題,開拓新領域,探索新理論。

       

       下面我將圍繞黃宗智的兩條研究主線展開對話,首先概述其主要的研究發現,然后陳述我的解讀與引申,之后再進一步討論由對話引出的新問題和新思考。

       

    三、中國法律史和基層治理


       (一)黃宗智的研究

       

       黃宗智關于中國法律史和基層治理的研究貫穿了一條主線,那就是中國司法判決與民間調解互動、混搭的司法實踐。關于清代司法實踐的研究是基于四川巴縣、河北寶坻縣、臺灣分水府和淡水縣翔實的民事訴訟檔案(黃宗智,2001[2007])。聚焦于民事訴訟是因為在朝廷看來,婚姻、財產、家庭、債務等方面的糾紛與刑事案件相比屬于無關緊要的“細事”。西方學術界(包括日本史學)傾向于認為中國的司法審判更多是一種基于道德教諭的調停過程,如果這些論斷是對的,在官方認為不太重要的民事訴訟案例里應該會更強烈地體現西方和日本學者所期待的特征,因而能夠更好地檢驗西方理論對于中國司法傳統認知的適當性。黃宗智從清代翔實的民事訴訟檔案中發現,當民事糾紛訴諸法庭時,縣官首先是盡可能在法庭之外引導社區或宗族調解,如果調解失敗,當事人將訴訟提交至法庭審理,縣官則會嚴格按照清代的法律進行判決,而非扮演調停的角色。中國傳統的司法實踐貫徹的是“實用道德主義”,最集中地體現在明清法律當中“律”與“例”的區分之中。“律”是官方關于道德以及行政-刑事原則的規范性表述,而與時俱進、內涵豐富的“例”則包含了操作性和變通性的審判條例。將“律”與“例”并列于清律之中是為了讓原則性表述對具體實踐產生指引和約束,但有時“例”與“律”的要旨相差甚遠,反映了官方法律表達與具體實踐之間的背離與張力。這里沒有西方司法理論所包含的國家權威與個人權利的對立關系,國家權威與個人權利被放在社會和諧的框架里加以界定和調節(黃宗智,2001[2007]:6)。

       

       黃宗智關于清代司法判決與民間調解關系的進一步探究引發了“第三領域”這個重要概念的提出(黃宗智,2001[2007]:91-111)。“第三領域”是介于西方理論所強調的國家與公民社會之間,半官半民解決糾紛的一種混搭式實踐。當民事糾紛發生,告到官府的時候,縣官的初步反應是鼓勵庭外民間調解,啟動縣官主導下的民間調解過程。如果和解徹底無望,則正式進入法庭審理。在具體調解過程中,縣官會表達意見或做出暗示,引導社區或宗族尋求和解,而鄉保作為衙門認可,同時又是村莊社區首事提名的人選發揮著上傳下達、溝通官民雙方意見的重要作用,當然有時也無法避免鄉保作為中間人上下其手、濫用權力的情形。

       

       介于官方正式判決與民間非正式調解之間的“第三領域”,在清代的司法實踐中占據非常重要的位置。它將正式和非正式的司法體制包含在一種談判協商的關系中,“具有超出國家與社會之影響的自身特性和自身邏輯的存在”(黃宗智,2007:167)。在清代三縣的628件民事糾紛案例中,有三分之二是通過這種半官半民的庭外調解結案的。西方國家解決民事糾紛一般通過訴訟和司法判決,如果以此視角看待中國的司法過程,則只會關注到縣官正式法庭審理的案件。按照上述分析,這其實只構成中國司法體系的冰山一角,民間的糾紛調解和半官半民的“第三領域”被置之度外,顯然構成對中國司法實踐的極大誤解。

       

       “第三領域”不僅限于司法領域,也存在于國家與社會之間,與西方社會的“公共領域”和“市民社會”相對照(黃宗智,1999)。在晚清和民國時期,處于國家與社會結合部的士紳在公共領域,如治水、修路、救濟、辦學、調解爭端等方面發揮日益重要的作用。據羅威廉的研究,在近代城市的發展過程中,商人群體也開始介入城市的管理,新型商會與地方行政機構密切合作,在維持城市公益事業、治安、調解商業爭端、反映商人群體利益訴求方面作用日益凸顯(Rowe, 1984)。國家與社會的交互領域也存在于集體化時期和改革開放時期,如村集體、村干部就不屬于國家序列(如全民所有制、國家干部),也不是純粹的民間組織和成員,而是介于兩者之間的混合形態。

       

       中國極具特色的正式與非正式相結合的司法傳統在新中國成立后進一步發展為法庭調解制度(黃宗智,2014b)。區別于明清縣官在法庭之外的調解,也區別于西方國家基于對抗性原則的訴訟制度,共產黨發展了一種利用法庭調解民事糾紛的法律制度。這種以調解為中心的民事糾紛處理集中體現在離婚法的實踐當中。對于有爭議的單方面離婚請求案件,法官不是在法庭上直接判決,而是在庭外深入實地調查真相,與原告、被告雙方談話、溝通,甚至引入當事人的單位領導或有影響的人士做說服工作,盡可能促成雙方“和解”。1980年的《婚姻法》正式將“夫妻感情”界定為婚姻關系的基礎,感情破裂成為解除婚約的前提條件。這極具中國特色的離婚法實踐,既承認婚姻自由的理念(同時也否定了舊式不平等婚姻,符合革命時期共產黨對女性平等的訴求),又保留了法官(法院)進行調解的空間,是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的創造性建構。這和延安時期陜甘寧邊區興起的“馬錫五審判模式”有著相似之處。馬錫五作為陜甘寧邊區的高級法官在審理民事糾紛案件的過程中,深入群眾,調查研究,尋求解決糾紛的和解之道,以防止沖突的再次發生。黃宗智認為,這種民事法律制度應追溯到革命戰爭時期共產黨的“群眾路線”和重視“調查研究”的工作作風,當然和中國歷史上重視調解的司法傳統也有一脈相承的關系。

       

       “第三領域”的概念引申出黃宗智提出的另一個分析概念:“集權的簡約治理”(黃宗智,2008)。如同司法領域傳統中國廣泛依賴半官半民的非正式調解制度,中國的傳統基層治理也是廣泛利用非正式的準官員和簡約治理,于是我們看到一個有趣的對照:一方面是皇帝專制權力的絕對性,所有官員均由皇帝任命,中央朝廷的權力高度集中;另一方面,不同于現代國家的官僚政府依靠正式化的公文系統、規章制度和法律條文,清代利用準官員和非正式制度治理社會,也就是說,在基層治理上高度簡約。只要民間治理有序,沒有重大社會沖突,縣官并不干預,默認士紳的鄉村治理,除了錢糧上繳和地方治安之外,更多的社會事務是委托準官員(如鄉保)和士紳辦理。到了民國時期,為了加強對鄉村的控制,國家政權機構延伸到縣以下,設立“區”一級政府。在自然村一級村長作為準官員身份管理村莊,與清代的鄉保相比,民國的村長管轄范圍更小了,只限于自然村,但職責擴大了,直接介入征稅過程,但“簡約治理”的模式仍然延續下來了:只要村民不告到政府,村長能夠維持征稅的指標,他就可以自行其是,政府不會加以干預。新中國成立之后,國家政權延伸到鄉鎮一級,通過黨員和積極分子對村干部進行了強有力的動員和控制,但同樣的,村干部不屬于國家干部編制,村干部對村事務擁有很大的管理權。毛澤東時代以“民辦公助”的方式大規模普及農村基礎教育,就是“簡約治理”的一種表現。所以,新中國之后我們看到了政府的“全能主義”和“科層化”(或官僚化)的擴張,但另一方面,在基層治理層面,非官僚化、非正式化仍然頑強地在起作用。

       

       (二)我的詮釋與引伸

       

       拜讀黃宗智關于法律史的著述對我而言是一種震撼性的閱讀體驗。他基于實際發生的訴訟檔案,既關注中國官方的法律表達、儒家理想,又深挖其司法實踐的具體過程、特征與內涵,對照兩者發現“說的是一回事,做的是另一回事,合起來則又是另一回事”,真是妙味無窮(黃宗智,2007:3)。西方法律理論所重視的正式法律體系在中國只是冰山一角,非正式正義體系才是理解中國司法制度及其演化的關鍵。這是真正擊破西方視角、看透中國法治傳統的顛覆性視角。經過黃宗智的條分縷析,從明清、民國到新中國六十年,中國的司法傳統源遠流長——如同一條“生生不息”的暗河——被挖掘、呈現出來,它在不同歷史時期呈現不同形態和內容,既有繼承延續,也有創新突破。

       

       理解中國的所有奧秘都在政府與市場、國家與社會之間。這些不被西方理論關注的“過渡地帶”正是黃宗智的“第三領域”及“集權的簡約治理”理論的著力點。官府主導的調停、社區主導的和解以及兩者的交搭,這是西方語境里所不容納的核心特征。我在過去相繼提出了“行政發包制”(周黎安,2008[2017],2014,2016;周黎安、王娟,2012)、“官場 + 市場”理論(周黎安,2008[2017], 2018),與黃宗智所揭示的“第三領域”和“集權的簡約治理”理論有著共同的關切、高度的對偶性,同時又具有相當的互補性。下面我試圖從自己的理論視角詮釋和引伸黃宗智理論的豐富內涵。

       

       我們從不同視角切入中國的國家治理制度。黃宗智的“集權的簡約治理”更側重在基層治理,從司法審判的實踐與“第三領域”,再延伸到準官員在鄉村治理中的重要作用,從中揭示出高層政府的權力集中和正式官僚化與鄉村層面的“非官僚化”“非正式化”“簡約化”治理的對照與結合,或者用黃宗智的術語,兩者是一種“混搭”的關系。而我是從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的層級治理中發現了在上下級的權威關系中包含著重要的“發包”關系,如目標責任制的層層分解,下級政府作為承包方的自由裁量權,結果導向的考核機制,下級政府作為承包方“自籌經費”的重要義務。“發包關系”更接近于市場上的平等的協商談判關系,這與正式官僚體制里的上下級等級權力關系既形成鮮明的對照,又奇妙地結合(混搭)在一起。相比上下級行政關系的正式性而言,政府內部的“發包關系”更是一種基于長期重復博弈關系的隱含合約、半正式化的制度安排,因此正式規則和程序的約束相對較弱②。寓半正式化的發包關系于正式的行政科層制之中,從韋伯的科層制理想類型看顯然屬于一種“悖論性”現象,我稱之為“集權-分權”悖論(周黎安,2008[2017])。從“行政發包制”的視角看,“集權的簡約治理”所強調的正式與非正式制度、科層化與非科層化的結合,不僅發生在基層官僚機構與鄉村的結合部,其實也發生在正式官僚體制內部,因此可以向上延伸和推廣。只是在內涵上不再突出作為下級承包方的準官員身份,而是聚焦在職責任務界定、績效考核和預算包干等方面的“簡約治理”特征(如目標責任制、“河長制”)。

       

       從“集權的簡約治理”所揭示的基層治理和司法實踐的視角看,“行政發包制”落實在基層政府與鄉村這個結合部上,就可以更進一步界定為“相機治理”(青木昌彥,2001)③:在明清時期,行政發包關系可以表現為只要不發生社會沖突或民事糾紛,基層政府一般不介入村級組織的事務,村長基本上可以自行其是;當出現民事糾紛時,縣官優先啟動或借助民間調解機制,讓社區和宗族具體處理。只有當調解機制失效之后再采用正式的司法判決程序。到了民國時期,村長承擔征稅的職責,除此之外仍然延續傳統的“簡約治理”;新中國成立后,村長承擔了征稅及其他的行政職責,但在具體執行過程中仍然享有“簡約治理”的空間。

       

       “相機治理”確實揭示了“行政發包制”的一個重要維度,上級發包之后不是“甩手不管”,而是在正常情況下賦予下級承包方相當的自主權,這種自主權體現在只有出現重大“狀況”時上級才介入和干預。“相機治理”也包含了兩個看似矛盾又相互聯系的方面:上級發包方對于承包方的控制權和對于后者的充分授權(或者默許其享有較大的自由裁量權)。這個“相機治理”的特征不僅發生在基層政府與鄉村之間,在多層級的政府之間也是存在的。

       

       “集權的簡約治理”所涉及的一些特征還可以借助“行政發包制”加以更清晰的界定。比如明清的鄉保作為準官員在基層政府與鄉村社區之間扮演中介和協調角色,民國和新中國成立后準官員系列就變成了自然村或行政村的村長。首先,我們看到了鄉村事務承包方的準官員在不同歷史時期是變化的,這正對應著行政發包制的組織邊界的伸縮(周黎安,2016),背后涉及不同時期國家的財政資源汲取能力等因素的影響。我定義的行政發包制的邊界是由承包方是否處于政府內部的晉升序列以及所受的行政約束決定的,而處于“體制之外”(非國家干部序列且不具備晉升機會)是“準官員”更精確的含義。其次,準官員在履行政府賦予的職責(如征稅、征糧、繳費)時是自己負責辦事經費的籌措,他們甚至沒有薪酬(如明清時期),或者由村莊自籌解決(新中國成立后),這反映了“行政發包制”的核心特征之一,即承包人在接受發包人的任務安排的同時,還需要經費自籌(當然以此作為交換政府可能給予他們或默許他們擁有一些獲取利益的空間)。

       

       另外,婚姻、土地、財產等民事糾紛在明清政府統統歸結為“細事”,與刑事案件和行政事務相比處于地方官的“邊緣”事務,地方官員也因此享有更多的審理權,這與行政發包制理論的解釋也是一致的。刑事案件的處理要受到上級政府更嚴格的監督和控制,死刑的判決只有朝廷可以做出。司法審判依據案件所涉統治風險的差異而賦予縣官(法官)不同的決策權和自由裁量權,反映了發包方在決定行政發包的范圍和程度的時候既要考慮管理和監督成本的節約,也要考慮發包所可能引發的統治風險。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地方事務的統治風險大小決定了中央對地方政府行政發包的程度,統治風險越大,中央越是傾向于集中控制,地方官員的權限就越小(周黎安,2014:20-22)。

       

       對照西方形式主義法律基準,黃宗智揭示了中國“一以貫之”、特色鮮明的司法傳統。首先,法官(縣官)正式的司法審判與民間調解混搭,形成“第三領域”,到了新中國演變成了法庭調解的獨特形式。發展到了當今,就是將司法判決與經濟發展、社會維穩結合在一起的“綜合治理”“源頭治理”思路。其次,在正式的法律體系之中,與西方以權利為中心建立的法律體系相比,中國的法律規定與審判實踐滲入諸多法律原則之外的社會因素。例如,在土地交易方面,明清時期法律規定的“典賣”或“活賣”,即允許土地出讓人在未來無限期按初始價格“贖回”的權利,以防止土地兼并和小農失去土地,這在西方(如德國法典里)是不存在的;對于“無過錯”判例,無過錯一方也必須對受害方支付一定的賠償;中國的離婚判決以“夫妻感情”為主要依據;對子女“贍養老人義務”直接寫入法律,且在司法判決中最大限度保證“老有所養”目標的實現。

       

       我們需要進一步追問的是:如何理解中國司法傳統的延續性?它只是一種自然的歷史慣性還是具有更深層的邏輯,使之在相似的環境下不斷“再生產”出來?如果是后者,深層邏輯和相似環境究竟是什么?黃宗智(2001[2007]:179-190)借助于韋伯的“實體理性”和“世襲君主官僚制”的概念對清代法律制度的性質做了很有啟發意義的探討④。中國傳統司法體系確實區別于西方形式主義的法律體系,但也并非如“卡地法”那樣的“非理性”,它體現了統治者的意志、儒家道德理想等“實體”特征(如清律的“律”),但也在解決實際法律問題時提供了可預期性和恒常性(這是理性的重要特征)的指導(如清律當中內容豐富的“例”)。

       

       如果從我的行政發包制理論出發,中國司法傳統呈現上述特征則根植于如下基本事實:中國的地方政府(地方官員)是地方事務的“總承包方”,司法只是地方行政的一個環節和部門,從古到今這個特征一直未變。中央政府考核和問責地方官員是按照“屬地管理”的原則,任何事情出現在地方官所轄的屬地,都是地方官的職責(周黎安,2008[2017])。縣官在審理司法案件、解決民事糾紛的時候,不能僅僅滿足于法理推斷和“按章辦事”;他的身份不是一個專業法官,而是一個兼法官、縣官等多重職責于一身的“父母官”。如果司法審判之后,當事人對判決不服,或者糾紛源頭沒有得到有效治理,糾紛遲早還會爆發,當事人還會告到官府,解決糾紛最終還是縣官的職責。社會穩定和治安狀況從古到今都是中央政府考核地方官的重要績效指標(明清州縣官面臨的兩項硬性職責就是錢糧上繳和維持治安)。在這種情況下,社會綜合治理是解決社會糾紛的最高境界和原則,而司法審判只是其中一個工具和環節而已(周黎安,2008[2017]:317-318)。古代司法判決最重要的目標是“息訟”,民間調解也是尋求妥協、和諧,而不是拘泥于當事人的權利保護(哪怕是隱含的權利保護),這都是站在統治者的視角看待民事糾紛的解決之道。這個綜合治理的原則既體現在中央(朝廷)制定法律之時(如律與例的并列),因為基層發生的統治風險不得到及時有效治理,最終一定會匯集到中央層面,對政權造成威脅,也體現在縣官司法審判的實踐當中(如情、理、法的兼顧);而且越是到了具體處理民事糾紛的縣官層面,因為“屬地管理”的壓力,綜合治理的邏輯就越突出(如優先動用民間調解)。

       

       在西方國家,司法與行政的分離使得職業法官(法庭)可以獨立判案,嚴格按照法條和程序審理。基于權利的形式主義法律體系及其實踐,嚴格在司法審判中貫徹權利的形式主義邏輯,一定是建立在司法獨立的基礎之上。而在中國逐級的行政發包制之下,社會穩定的目標勢必“倒逼”司法審判統籌兼顧法律之外的因素,地方官員全方位的承包任務和統治風險的考量使得 “綜合治理邏輯”高于“法律邏輯”,或者說“法律邏輯”必須最大限度與“綜合治理邏輯”結合在一起解決民間糾紛。前述中國特色的司法實踐都可以理解為“社會綜合治理”思路的具體體現,旨在最終減少民間糾紛,濟貧紓困,維護社會穩定。在明清時期法官優先鼓勵民間調解,利用法庭審判的威懾促成和解,因為只有這樣處理的結果是“源頭治理”,實現“一勞永逸”的社會治理目標。

       

       中國司法實踐的“第三領域”對國家與社會的“二元對立”觀念、“公民社會”的西方研究范式構成了有力的挑戰。我在研究行政發包制的組織邊界的文章中曾經指出,從行政發包序列看,中國從國家到社會是一個連續的光譜,西方意義上的國家和社會概念難以適用于中國(周黎安,2016)。從歷史上看,隨著明清時期的“官吏分流”,胥吏從國家的官僚晉升序列排除出去,名義上在“衙門之內”,其實是“體制之外”;他們與州縣官的關系從政府內部上下級的“行政發包”(我稱之為“行政內包”)變成了“行政外包”關系。在基層政府與鄉村之間,官府將許多公共事務(如修路、救濟、教育)外包給士紳,以此士紳可以獲取一些名譽和特權(如稅收豁免)。士紳承擔國家公共事務本身就是“社會國家化”的體現,而官府與士紳(包括鄉保)的關系作為一種“行政外包”關系其實又附加了一些國家的吸納與控制,不管是捐官、科舉還是特權,都是對“士紳”的吸納,使之與政府發生密切聯系(當今很多民營企業家等社會精英成為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行政外包”關系又被賦予了“體制內”的一些色彩,我稱之為“行政外包內包化”。于是我們看到了從中央到地方、從國家到社會,是一個“行政內包”逐漸向“行政外包”過渡的連續過程。但與此同時,國家與社會的“行政外包”又被納入到國家控制的軌道上⑤,因此在國家與社會之間接近于“無縫對接”,根本就無法劃定一個清晰邊界,而只能看作國家與社會交搭的“第三領域”,與“公共領域”“公民社會”嚴格區分開來。半官半民的司法判決與民間調解的混搭、準官員在國家與社會之間的穿梭協調就是國家與社會“無縫對接”的具體表現。

       

       我的另一項研究考察了中國改革開放以來形成的“官場 + 市場”雙重競爭模式(周黎安,2008[2017],2018)。官場競爭是指不同地區的地方官員之間圍繞著政治晉升而相互競爭,市場競爭是指不同地區的企業之間在市場上競爭,而“官場 + 市場”是指,一方面,地方官員的晉升競爭在相當程度上取決于轄區經濟績效(如GDP和財稅增長、招商引資)(周黎安,2004, 2007;周黎安、李宏彬、陳燁,2005;Li and Zhou, 2005),地方官員在官場競爭的命運取決于轄區企業在市場上競爭的結果;另一方面,地方企業參與市場競爭也得到了地方官員的強力支持與協調。在“官場 + 市場”雙重競爭機制的作用下,轄區內部地方官員與地方企業通過正式和非正式的網絡密切合作,優勢互補,合力打造本地區有市場競爭力的企業和產業。轄區內政企合作的效率(包括政治企業家與市場企業家的匹配)最終決定了該地區經濟增長的水平和可持續性。轄區內政企的密切合作既不是簡單的政府干預,也不是簡單的市場調節,而是政府與市場之間交互作用的“第三領域”,與黃宗智所強調的國家與社會之間的“第三領域”相映成趣。如果說司法判決與民間調解的交互和混搭開創了民事糾紛的中國式解決機制,最大限度地發揮了政府對于民間社會的巨大影響力和社區宗族自身的協調力,那么在政府與市場之間的“第三領域”,面臨政治競爭和經濟競爭的雙重壓力的地方政府(官員)與地方企業密切互動,優勢互補,最大限度地撬動了政治企業家和市場企業家的創新精神,促成政治精英與經濟精英的合作效應,為經濟發展和對外開放打造了中國式的解決方案。

       

       從西方的形式主義法律體系看,中國式的司法判決與民間調解的結合是一種“非理性”的實體性“卡地法”(黃宗智,2001[2007]:180),其間可能夾雜著“是非觀”的模糊化和對當事人權利的侵犯。然而,以權利為中心的法律體系也導致對抗性訴訟和高昂的律師成本,最終也讓很多民事訴訟通過庭外和解結案。同樣,中國改革開放以來,在“官場 + 市場”作用下的政企合作也經常被貼上“政企合謀”“權錢交易”的標簽,被認為是一種最終要通過重新劃定政府與市場的邊界消除的“弊端”。這種認識的一個重要理論背景就是,主流經濟學范式習慣于認為政府和市場具有明確清晰的邊界,“上帝的歸上帝,凱撒的歸凱撒”,政府提供一些基本的職能之后就應該“退場”,交由市場完成經濟的調節功能。這是典型的“二元對立”、非此即彼思維的表現。我所揭示的“官場 + 市場”雙重競爭機制的“混搭”已經使得政府與市場的傳統分析概念在地區層面上不再清晰可見,也不再具有真正的分析意義了。在轉型國家,民營企業經常面臨不完善的法治環境,政府對企業的掠奪行為時有發生(Frye and Shleifer, 1997),中國也不例外。我在相關論著里曾經細致分析過,在“官場 + 市場”的雙重競爭機制之下,地方企業獲得了良好的基礎設施、產業集聚和營商環境,緊密的政企合作有助于克服地方政府可能扮演的“掠奪之手”,使之轉化為“幫助之手”(周黎安,[2008]2017, 2018)。雖然不可否認政企合作當中有“政企合謀”和腐敗尋租的情形發生,但是防止轄區內地方官員與地方企業的緊密合作蛻變為純粹的政企合謀或尋租行為的關鍵是他們面臨來自外部轄區地方官員和企業(包括全球企業)的激烈競爭。政企合作以及使之有效的雙重競爭機制是中國實現高速經濟增長的制度基礎,對主流經濟學關于政府與市場的簡單化論點提出了有力的挑戰和質疑⑥。

       

    四、中國農業史與鄉村經濟


       (一)黃宗智的研究

       

       關于農業史方面,黃宗智研究的主線就是數百年來中國特有的人口壓力與家庭生產的頑強聯結。當中國抵達現代化和工業化入口之時,中國人地關系的緊張程度遠超工業革命前夕的英國,也顯著高于經濟起飛之初的日本、韓國和中國臺灣地區。人口壓力與小農家庭的特征(生產與消費合一,勞動力無法辭退)結合在一起,決定了華北和長江三角洲農戶勞動力的密集投入和農業“內卷化”⑦。“內卷化”或“過密化”是指,單位土地產量的不斷提高對應的是家庭勞動力邊際報酬的遞減,甚至低于滿足一個勞動力基本生存的口糧水平。對于家庭來說,勞動力不可辭退,當不存在外部收益機會的時候,就屬于“沉沒成本”的范疇,此時家庭經營的“理性”就是最大化土地上的總收入,直至勞動力的邊際報酬降至零為止。這確實刻畫了中國傳統農業所處的“高水平均衡陷阱”的主要特征:在明清時期,每畝產量就已經達到了驚人的歷史高位,但是農民仍然生活在極端貧困、勉強糊口的狀態之中。黃宗智將農業的“過密化增長”稱之為“有增長無發展”,揭示了這個問題的內在本質(黃宗智,1986)。在長江三角洲,在種植業體現的“過密化”或“內卷化”的增長邏輯進一步表現為家庭副業的發展,棉、桑、蠶三位一體,以及家庭手工業的興盛,織布、紡紗、繅絲三位一體。家庭將輔助勞動力(婦女、兒童)或成人勞動力的農閑時間投入到勞動密集型的副業和手工業,可以帶來家庭總收入的增加,但勞動力單位時間的經濟報酬仍然是下降的,低于勞動力在種植業的單位時間收益。在全國性糧棉、織布和生絲市場日益發達的背景下,長江三角洲的農業“過密化”延伸為家庭集農、副、手工業于一體的鄉村經濟的“過密化”,所以仍然是“有增長無發展”的情形(黃宗智,1992)。

       

       在新中國成立后的集體化時期,農村的人口壓力有增無減,雖然大規模的工業化和城市化吸納了一部分農村勞動力,但在三十年內農村人口仍然經歷了顯著的增長。集體化時期傳統的家庭生產讓位于人民公社、大隊決定農業生產和分配,傳統農村的商品經濟讓位于計劃經濟。人民公社借助共產黨的動員能力和農業科技進步,大力發展水利灌溉,加大良種、化肥等現代投入,這無疑有助于提高農業勞動生產率。然而,在人口壓力之下,“過密化”的邏輯仍然清晰可見:密集化的勞動投入,包括最大限度地動員婦女參與勞動(明清時期受傳統文化的影響,婦女一般不參與農業生產)。從人民公社的角度看,公社社員仍然屬于不可辭退的勞動力,最大化土地總產出仍然是其生產目標,而這與國家試圖最大化糧食征購量的目標高度一致。新中國成立后三十年,農業總產出擴大了3倍之多,但勞動生產率和人均收入幾乎沒有提高(黃宗智,1992)。

       

       進入改革開放時期,聯產承包責任制取代了集體化生產,農村又回歸到家庭生產的基本形態。雖然主流文獻特別強調“分田到戶”對于農業增產增收的巨大貢獻,黃宗智基于歷史的深入考察指出,“分田到戶”帶來的激勵效應對于改變農業“過密化”的困局、提高農民收入的作用不應夸大。也就是說,如果不改變農村農業面臨的人口壓力,歷史上頑強延續的“過密化”問題不會奇跡般消除。從這個視角出發,改革開放時期為農業農村問題帶來真正轉機的是鄉村工業化和新副業,這些外部高收益機會的出現吸納了大量的農村剩余勞動力,第一次在中國歷史上開啟了農業“去密化”進程。

       

       當我們以為黃宗智所揭示的“過密化”邏輯隨著當今農村“去密化”進程逐漸消失的時候,“過密化”邏輯又以新的面貌出現了。中國歷史上人口壓力與“過密化”的聯結點是家庭式生產。在傳統的小農經濟條件下,家庭以確保全部人口的生存為目標最大限度地在有限土地上投入所有可支配的勞動力和勞動時間,包括家庭所有的輔助勞動力和可支配的閑暇時間,“過密化”體現為農業生產的“家庭化”,商品化條件下種植業、經濟作物和手工業“家庭化兼業經營”。到了今天,中國經濟的日益市場化、工業化和全球化并沒有帶來我們所期待的“二元經濟”的消失,農民進城打工,相當一部分受雇于勞動法保護范圍之外的民營企業,或者不繳納社保。人口壓力下的家庭化生產在中國宏觀層面上演化為龐大的“非正規經濟”和“非正規工人”的存在(黃宗智,2014a)。農村大量的農民“半工半農”,大部分時間在鄉鎮企業或附近城鎮打工,工作之余在家鄉務農。即使進城打工的農民工,在家庭層面上也是壯年勞動力在城市務工與輔助勞動力(老人、婦女、兒童)在老家務農的結合。“公司+農戶”的模式背后其實是商業資本與小農的家庭生產的結合。關鍵的是,這些“非正規工人”處于國家法律保護范圍之外,游離在灰色地帶,薪酬和福利待遇皆低于城市正規工人的水平。

       

       更有趣味的是,隨著上述研究主線的不斷伸展,我們看到的是中國經濟現代化進程不斷呈現的“悖論式事實”,對西方經典理論的解釋和預測提出了一系列的挑戰(黃宗智,1986, 1992, 2014b)。亞當·斯密認為,自由貿易和市場范圍的擴大會帶來分工和專業化,提高勞動效率。英國的工業革命的經驗確實表明,市場化的進程促進了手工業生產從農業脫離出來以及專業化市鎮的興起。明清以來中國農村的商品市場和要素市場逐步形成,也導致了糧食區和棉花區的分工生產體系,但在家庭生產層面,我們看到的卻是“兼業化生產”,種植業、經濟作物與手工業日益牢固地結合在一起,與此相伴隨的是勞動生產率的下降。馬克思預言,資本主義的發展會導致雇傭勞動的資本主義大農場的興起;國內上世紀50年代研究中國封建社會“資本主義萌芽”的學者隱含地假定,雇傭勞動關系的存在意味著在合適條件下中國將發展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然而,長期以來中國土地市場的交易一直非常活躍,家庭式小農場卻一直占據主導地位(華北以雇傭勞動為主的經營式大農場不超過10%,參見黃宗智,1986),即使局部地區的家庭農場出現了雇傭勞動(其實主要是短工),經典理論所期待的資本主義大農場作為一種主要的生產方式并未出現。家庭經營代理人成本低(基本不耗費監督成本),同時利用機會成本為零的家庭輔助勞動力成功戰勝了雇傭勞動的大農場。舒爾茨認為,傳統小農是理性的經濟人,對外部市場信號的反應是靈敏的,在給定的技術約束條件下,對農業資源的配置也是有效率的,在農村并不存在剩余勞動力(Schultz, 1964)。在這個意義上,傳統小農經濟是一種低水平但有效率的均衡,因此改造傳統農業的關鍵是引入新技術(如現代性投入)和放松資源約束。中國在當今存在的大量“非正規工人”和“非正規經濟”,一部分農民在農村“半工半農”,一部分農民工在城市“隱蔽”在不受法律保護的“非正規部門”,這是劉易斯的“二元經濟”理論所無法預測的結果(Lewis, 1954),而“非正規工人”和“非正規經濟”引發了中國特有的社會階層分化和收入差距問題。

       

       (二)我的解讀與引伸

       

       黃宗智的研究深刻地表明,人口和土地的關系是中華文明的底層決定因素,小農經濟、城市與鄉村、國家治理的特征及其演變的密碼均來自中國特殊的人地關系。最為奇妙的是,人口壓力下的“過密化”邏輯貫穿數百年,一直綿延到新中國的集體化時期和經濟轉型期,每個歷史時期表現形態各異(“過密型商品經濟”,農業、副業、手工業一體的“生產家庭化”,婦女廣泛參與勞動,“非正規工人”與“非正規部門”),然而“萬變不離其宗”。由此引申的結論就是中國“三農”問題的出路乃至于中國現代化的出路在于“去過密化”⑧。我尤其驚嘆于黃宗智所深刻剖析的從明清農業和農村的“過密化增長”到當代“非正規部門/工人”的經濟社會變遷背后的頑強傳承。“非正規工人”和“非正規經濟”的概念超越了傳統上所劃分的工農差異、城鄉差異、白領-藍領差異、資本家-工人差異,而是兩大社會群體的收入和階層差距。只有從這個視角看問題,我們才能真正理解“農民工”的深刻內涵:看似工人,其實是農民;看似農民,其實又是工人;農民的身份支持了工人的職業,工人的職業又支持了農民及家庭的生計,兩者“水乳交融”,缺一不可。他們完全構成了“另外一個中國”,這是中國現代化過程中的真正具有特色的現象與問題。目前主要在“二元經濟”理論架構下思考問題的國內主流經濟學家基本忽略了“非正式部門”和“非正式工人”的存在,他們如“隱性人”一樣,國家出臺的絕大部分政策也覆蓋不到,這不得不說是一個重大缺失。

       

       一個好的理論一定是邏輯簡約和內涵豐富的完美結合。黃宗智的理論跨越如此漫長的歷史時期,卻呈現出如此簡潔深刻的內在邏輯,解釋了如此豐富多樣的經濟社會現象(如“過密化增長”、“過密型商品經濟”、城市繁榮與鄉村貧困并存、生產家庭化、無城鎮化的工業化、非正規部門/工人、“半無產化”現象,等等)。

       

       接下來我想重點解讀和分析的是黃宗智研究的兩大主線之間的潛在聯系。目前這兩條研究主線時有交叉和重疊,比如研究華北小農和長江三角洲的經濟社會變遷也涉及鄉村結構和國家政權的關系,研究鄉鎮企業的興起也強調鄉村干部的介入,近年來的著述更是從政治經濟學的角度討論了中國國家治理與中國特色的土地制度、非正規部門與區域經濟增長的關系。我認為兩者之間背后所隱含的深刻聯系還有待于進一步揭示。

       

       黃宗智深入解析的兩條主線實際上是高度關聯在一起的兩個方面:市場化下的小農經濟及其現代化轉變與國家治理體制、國家能力。過去三十多年經濟學和政治學的研究文獻高度關注國家治理和國家能力如何促進傳統經濟的現代化轉型和經濟起飛(Mann, 1986; Migdal, 1989;Evans, 1995; Weiss and Hobson, 1995; Besley and Persson, 2011;福山,2014)。我自己的研究也是聚焦于官員激勵和國家治理對中國經濟的影響。在這樣的學術背景下,我們很自然會追問如下問題:為什么在中國歷史長河中,人口壓力之下傳統經濟“內卷化”和集權的簡約治理長期并存?它們之間是怎樣的關系?當西方列強用武力強迫中國打開通商大門,廉價的工業品和消費品輸入中國市場,現代民族工業蹣跚起步,農村卻繼續陷入“過密化”的泥潭,晚清開啟的現代化和工業化(如“洋務運動”)基本上以失敗告終。相比之下日本在明治維新之后迅速推動工業化和現代化,為什么兩國的變革命運相差如此懸殊?為什么農業和農村的“過密化”問題在集體化時期一直延續,到鄉鎮企業崛起后才得以緩解?為什么工業化和現代化在改革開放時期才真正得以飛速發展?這些問題非常重要,也很復雜,本文無法系統回答,但都涉及黃宗智所揭示的兩條主線之間的內在聯系。下面我試圖從自己的理論觀點連接這兩條主線,限于篇幅,只做一些概要的闡述。

       

       邁克爾·曼引入“專制權力”與“基礎權力”兩個維度分析國家能力的強度(Mann, 1986)。維斯和霍布森將中華帝國作為“專制權力強”與“基礎權力弱”相結合的一個經典案例:中央朝廷的專制權力強大,但對社會的滲透力極為有限,體現為汲取財政資源的能力不足(Weiss and Hobson, 1995)。這被他們歸結為中國早期現代化失敗的重要制度原因。

       

       與中華帝國治理的“強專制權力與弱基礎權力”這個現象描述相比,黃宗智的“集權的簡約治理”似乎更為準確和深刻。維斯和霍布森強調的“基礎權力弱”更像是一個結果,而“簡約治理”更接近于一種選擇,即官府不想直接介入,而是借助于準官員和民間社區以更低的成本更好地實現政府的目標,如征稅、治安、救災等。更關鍵的是,“簡約治理”是對于傳統農業和鄉村經濟的人口壓力和“過密化”的一種理性反應:雖然鄉村人口龐大,但在過密化的局面下每家農戶的農業剩余在繳納地租之后所剩無幾,因而支撐不起一個靠重稅負運轉的大政府。歷朝歷代皇帝的“輕徭薄賦”政策也是對農業“過密化”的必然反應。過密化農業之下極為脆弱的農業剩余為官府和胥吏施加苛捐雜稅提供了一個可容忍的臨界值,在這個臨界值之內帝國的繁榮(如城市的繁榮)與鄉村的貧困可以并存,超過這個臨界值將引起農民造反。可以想象這是一個脆弱的平衡,因為協調失敗,災害、戰爭和官員腐敗無度都有可能演變成“壓死駱駝的最后一根稻草”。因此,由人口壓力推動的“過密化”之上只能是“專制權力強”與“基礎權力弱”的組合,或者說,“集權”與“簡約治理”存在內在呼應關系,連接兩者的是“過密化增長”的傳統小農經濟⑨。

       

       明清時期的農村經濟就已經高度市場化了,而19世紀中后期帝國主義入侵更進一步將中國的傳統經濟納入世界經濟的體系之中,市場化程度進一步加強。為什么農村經濟仍然是“過密化”增長,勞動生產率的系統提高卻沒有發生?正如黃宗智所揭示的“過密型商品經濟”所表明的那樣,這是人口壓力與農村家庭生產相結合的必然產物,家庭低廉的勞動力(包括輔助勞動力)實際上阻礙了以雇傭勞動為主的大規模農場的出現,也阻礙了節約勞動力的技術創新。當然更根本的原因是城市(包括農村)工業化的有限規模,未能充分吸收農村的剩余勞動力。所以,黃宗智所揭示的如“過密化增長”“過密型商品經濟”的悖論性現象不僅直擊西方經典理論的局限,而且還隱含了進一步發問和探索的空間。

       

       我們進一步追問:為什么中國近代的工業化未能像明治維新之后的日本那樣出現飛躍式發展?表面上看,過密型商品經濟意味著有限的農業剩余,無法支撐工業化所需的資本積累,但考慮到地主獲得的地租(分成比例可占到農業產出的一半),其實可動員的農業剩余還是可觀的。明治維新的日本就是課征地主的租稅獲得重要的資金來源以推動工業化(速水佑次郎、神門善久,2009)。問題不是出在缺乏農業剩余,而是能否從地主手中獲得這部分的剩余。以當時帝國簡約治理所具備的汲取能力,這顯然是無法實現的。民國時期國家政權深入鄉村,鄉保、地方等準國家官員變成國家征稅的“贏利經紀人”,結果只是導致國家政權的“內卷化”(杜贊奇,1995)。

       

       國家的汲取能力——這是強調國家能力的政治學者極為看重的維度——不是問題的全部。新中國的成立徹底改變了中國“基礎權力弱”的局面,國家政權高度滲透于社會的每個角落,也深入鄉村,每一個干部、工人、村民都在國家的控制和動員范圍之內。中國國家治理的“基礎權力”和資源汲取能力達到了空前的歷史高度。首先,國家通過“統購統銷”、工業品與農產品的價格“剪刀差”將農業剩余最大限度再分配給了城市的工業化和居民消費。新中國成立前地主獲得的地租現在變成了支持工業化和城市化的農業剩余和資本積累。其次,集體化時期國家強力推動的水利工程、化肥和良種的普及提高了農業勞動生產率,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農業剩余和資本積累,支持了中國的工業化。但是,這一切沒有在根本上改變集體化時期農業的“過密化”問題,農民生活水平的改善極為有限。這背后的原因是,計劃經濟時期工業化雖然取得重要的進展,但是以資本密集型為核心的重化工業化戰略,加上僵化低效的計劃經濟體制和封閉經濟,導致工業化對農村經濟的輻射和剩余勞動力的吸納不足。另外,新中國成立后農村醫療條件的改善導致了農村人口爆炸式增長,農村和農業的人口壓力有增無減。

       

       于是,從明清至民國,我們看到了過密型商品經濟與集權的簡約治理(國家基礎權力弱)并存。新中國前三十年則看到了另外一個組合,即國家權力的社會滲透性和資源汲取能力飛躍式提高、計劃經濟與農業過密化并存的局面。黃宗智的分析一方面直接否定了亞當·斯密和馬克思所預言的市場化(商品經濟的發展)一定導致專業化分工、生產效率的提高(資本主義大規模生產方式),另一方面,如上述分析所表明的那樣,也隱含地否定了國家治理與國家能力本身決定經濟發展的觀點。

       

       黃宗智的分析,包括日本等東亞社會的經驗,均表明解決中國農業和農村的“過密化”問題的出路是讓農村大量的剩余勞動力轉移到勞動生產率更高的經濟活動,同時加強農業基礎設施建設,通過現代投入和現代科技“反哺”農業。一切真正的突破是在中國市場化改革之后,尤其是鄉鎮企業和新副業的興起、中國加入世貿以及中國制造在全球經濟的崛起,這些力量綜合在一起終于將兩億多剩余勞動力吸引到城鄉工業領域,吸引到高附加值的新副業,而農業科技的進步、現代投入的增加(良種和化肥的投入)也直接提高了農業生產率,迎來了“有發展的增長”的新局面。

       

       表面上看,中國的經濟發展獲得歷史突破的決定性力量是市場化改革和融入全球化,但這不符合歷史的觀察。事實上,當國家治理存在結構性缺陷的時候⑩,市場化和全球化沒有給中國帶來實質性的經濟發展(黃宗智分析的過密型商品經濟就是最集中的表現);而當國家能力跳躍式上升,但經濟“去市場化”,實行計劃經濟體制的時候,經濟發展水平仍然落后,農業和農村的“過密化”問題依舊。只有當中國補了國家能力這個短板之后,承接計劃經濟留下的完備的工業基礎,借助政治錦標賽、經濟市場化和融入全球化啟動“官場+市場”雙重競爭機制,中國經濟發展的局面才得以徹底改變,數百年來農業和農村的“過密化”問題終于開始破局。

       

       這些觀察又引出了幾個進一步需要回答的問題:第一,改革開放以來國家治理和國家能力層面相比前三十年有何繼承和創新?第二,中國國家治理、國家能力的改善如何與經濟的市場化和全球化兼容互補?第三,工業化的成功為什么需要國家能力、國家治理與市場化、全球化的聯合支持才能獲得突破性發展?

       

       關于第一個問題,我們需要注意到,雖然計劃經濟體制充滿各種弊端(尤其在微觀層面),但經濟規劃的架構與方法(如經濟發展指標的編制與實施)到了改革開放時期仍然得到了一定的繼承和改良,最終演變成指導性的經濟社會規劃,以及從中央到地方的產業政策體系。長期的計劃經濟實踐也把各級政府改造成圍繞經濟發展目標運行的強大組織,塑造了層層動員能力和政策執行力。基層政府深入鄉村和街道既有助于維持社會穩定,也便于政策執行和資源汲取。計劃經濟時期毛澤東發動的幾次大規模經濟分權也為中國塑造了中央集權與地方分權相結合的國家治理體制, 為改革開放之后進行的大規模地方分權奠定了基礎(Qian and Xu, 1993; 白惠天、周黎安,2018)。更重要的是,改革開放以來經濟發展變成黨和政府的中心工作,各級地方官員圍繞著區域經濟發展進行錦標賽競爭,前三十年塑造和培育的政府組織動員和政策執行的能力被最大限度地激活,各級政府也最大限度地聚焦于經濟發展,地方政府為實現經濟發展目標而“公司化”運作11。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借助于“分稅制”等改革措施中央的資源再分配能力顯著加強,對改善中國的基礎設施,減少地區差異,建立全國性的醫療、養老和失業保險制度功不可沒。

       

       第二個問題涉及強政府與市場化的兼容互補的問題。經濟學的主流理論更支持一個有限政府與市場經濟的兼容,而強政府因為缺乏可置信的承諾能力對產權和市場的正常運行構成威脅(North and Weingast, 1989; Weingast, 1995),也是就說,強政府與市場化內在難以兼容。我的“官場+市場”理論基于中國地區競爭和經濟發展的實踐給出了一個系統解釋,說明在地區層面兩者其實可以有效結合在一起(周黎安,[2008]2017,2018)。這里關鍵的一點是,地方官員之間圍繞著經濟發展績效進行官場競爭,而官場競爭又鑲嵌于企業間的市場競爭和全球競爭的環境之下。在雙重競爭機制互動的情況下,強有力的地方政府只能將其強大的組織能力、動員能力、資源汲取能力最大限度地用于促進轄區經濟發展,而市場競爭(尤其是物質和人力資本的跨地區流動性)迫使握有“合法傷害權”的地方官員承諾有效保護轄區企業的產權。在雙重競爭機制下,正是區域經濟的市場化(包括全球化)約束了地方官員的“掠奪之手”,催化了其“幫助之手”,激活和提升其國家治理能力;也正是與經濟績效掛鉤的官場競爭推動了地區經濟的市場化和全球化,促使地方官員將國有企業“改制”(如“抓大放小”的國企改革),吸引具有競爭活力的民營和外資企業,鼓勵出口,擴大對外交流,采取措施增強勞動力、資金和技術的流動性,提高生產要素的配置效率。外部市場競爭越是激烈,轄區內部越需要尋求政府與市場的優勢互補,政企合作也就越是緊密和有效。在這個意義上,中國的經濟增長故事提供了一個區域層面上強國家與市場化、全球化相互促進的案例。

       

       為了回答第三個問題,即成功工業化對于國家能力、國家治理與市場化、全球化的共同依賴,我首先需要提供一個重要的事實背景。羅德里克(Rodrick, 2013)、麥克米蘭等(McMillan, Rodrick and Verduzco-Gallo, 2014)基于實證證據提煉了如下兩個基本觀察:第一,經濟發展的本質是結構性轉變——從傳統、低生產率活動向現代、高生產率活動轉變的過程,這兩者在地理布局、組織和技術特征上存在顯著差別;第二,從歷史看,工業化和制造業出口一直是快速、持續經濟增長最可靠的階梯。一國維持較高的制造業比重是保持經濟增長的關鍵,但收入低或增長緩慢的發展中國家制造業比重通常比較低。與后一個觀察相一致的事實是,經濟發展成功的國家(地區)幾乎都是在全球化背景下工業化成功的國家(地區),如18世紀至19世紀的西歐、美國,二戰后的南歐、日本、韓國、中國臺灣地區和中國大陸,非洲、拉美、東南亞則是制造業的失敗者或相對失敗者,英國的長期衰落也是源于制造業的衰落(Weiss and Hobson, 1995)。

       

       為什么制造業和出口導向對于經濟發展如此關鍵?相比傳統的農業和服務業,制造業的發展需要一系列較為苛刻的條件,如基礎設施(運輸、通信、電力設施),資本密集型投入需要大規模的融資支持,依靠研發、新技術引進改良推動技術進步和產業升級,產業需要在空間上的集聚以促進企業效率提升,大量的受教育和有技能工人的存在12。但一旦成功,制造業的產業和技術溢出效應遠比農業、服務業強(如“反哺”農業、刺激為制造業提供技術和產業支撐的服務業),對一國產業結構和技術水平持續升級的帶動效應也更為強大。

       

       制造業的持續增長來之不易,它所需的上述條件同時考驗一個國家的市場化程度和國家治理的水平,尤其是后者,基礎設施、融資支持、研發投入、教育和技能培訓都需要政府的關鍵性投入。在經濟發展初期,一個傳統經濟和傳統國家既面臨政府失靈(如進入壁壘、腐敗尋租、國家滲透性和基礎權力弱小),也面臨市場失靈,如協調失敗,知識外溢性帶來的教育、研發與技術培訓不足,公共產品問題以及信息不對稱下的融資困難。在這個意義上,制造業對國家協調能力、政企合作的要求最高,也最難滿足。這解釋了絕大多數國家經濟發展之難,二戰以來真正實現經濟趕超和飛躍的國家屈指可數。中國早期工業化的失敗也可以在這個背景下進行解釋。

       

       為什么制造業的發展還必須與出口導向和參與國際化分工聯系起來呢?相比傳統農業和大多數服務業(餐飲、貿易、房地產),制造技術具有廣泛的外溢性,跨地區可傳遞和學習;制造品是可貿易品(tradeable goods), 面向全國乃至于世界市場,且面臨市場競爭,這與不可貿易的(non-tradeable)傳統服務業相區別。以制造業為主的出口導向戰略一方面可以發揮專業化分工和比較優勢,賺取外匯,另一方面也可以為政治家(官僚)和出口企業提供重要的信息反饋,以便更進一步有效合作(如調整產業政策、提供信貸支持和出口補貼),提高產品的國際競爭力。在這個意義上,制造業出口啟動了更為激烈的市場競爭,與此同時也迫使政治家(官僚)以出口績效和產業升級作為政績合法性的一部分,參與國家(地區)間的政治競爭(周黎安,2018:33-37)。

       

       中國經濟增長的故事就是基于以制造業為中心和出口導向戰略,強大的國家能力、合適的政治激勵與市場化、國際化戰略密切結合在一起。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借助計劃經濟時期進一步強化的國家能力,又以經濟發展績效考核地方官員,啟動圍繞經濟發展的政治錦標賽,最大限度地激勵地方官員動員一切可以支配和利用的經濟資源和國家能力,支持本地區的制造業發展。吸引外資、擴大出口既是做大轄區GDP的一部分,也是官員考核績效的一部分。許多地區在產業政策推動下聚焦于制造業,以出口和吸引外資帶動國內產業競爭力提升和技術升級,在關鍵性制造產業持續推動技術引進、消化改良,從模仿到創新,完成產業轉型和升級。

       

       站在今天的角度看,中國在西方列強的艦炮威脅之下卷入現代化和工業化過程經歷了一個崎嶇艱難的過程。晚清、民國時期的市場化、全球化、西方現代工業和技術的引入為中國經濟發展提供了一定的條件。然而,國家治理和國家能力尚不具備經濟起飛的基礎,最集中的表現就是傳統農業和鄉村的“過密型增長”和“過密型商品經濟”,城市和工業的發展與鄉村的普遍貧困并存。新中國前三十年通過國家治理和國家能力的改造與提升實現了大規模的資本積累,推動了工業化和城市化,由于計劃體制本身的局限,這一切努力未能“修成正果”,農村依舊是“過密型增長”和普遍的貧困。唯有到了改革開放時期,我們具備了強大的國家能力、初步的工業基礎和完整的產業體系,借助市場化改革和對外開放,塑造了“官場+市場”的雙重競爭機制,聚焦于制造業和出口導向,實現了經濟發展的實質性飛躍。

       

    五、如何認識中國:對話之后的啟示與思考


       我認為,西方理論在中國問題的研究當中具有三個不同的功能。一是分析基準,主要用以對比中國現象與該基準的差異,以此發現中國的特色。二是預測基準,一般是從西方現代化歷程提煉和抽象出來的發展指向(如官僚組織的理性化,市場范圍的擴大促進專業化分工和生產效率提高,“二元經濟”過渡到“一元經濟”),根據這個指向,認為中國也將最終收斂于這個基準。注意預測基準仍然是價值中立的,只是認為這個趨勢不可避免。比如,馬克思認為資本主義將自動導致資本積累和生產過剩的危機,這個分析本身是基于理論邏輯和事實分析得出的結論,與個人的價值判斷無關。三是價值基準,即認為西方基準狀態是理想狀態,或者說西方理論所帶有的一個關于未來的理想圖景(黃宗智,2007:197)。按照這個基準反觀中國,任何與之產生的偏離都將被認為是一個問題,必須予以糾正。西方理論的意識形態正是通過這個價值基準介入到中國問題的研究,即使是一種新的意識形態對抗這種西方意識形態,其實也是以另外一種價值基準作為基礎。

       

       區分西方理論的這三重基準意義是極為必要的,而目前國內外學術界關于中國的研究經常混淆了三者,尤其是有意無意將分析基準當做了預測基準或者價值基準。黃宗智關于中國農業史和法律史的研究充分說明,西方范式一旦變成預測基準或價值基準將錯誤百出。前面論及的關于中國政府的描述和分析也普遍以西方基準(如有限政府、理性化科層制、聯邦主義)為參照,且帶有強烈的批判意識和價值指向,不是從中國政府運行的自身邏輯和取向出發進行雙向的有效對話,而更像是單向的“訓話”和“指責”。盡管缺乏任何嚴格的論證,目前的中國研究流行的方法論假設是,中國政府的持續改革方向和目標是最終接近其依賴的理想基準(如理性化官僚制度、形式化和自主化的法治、有限政府)。

       

       我完全同意黃宗智反復強調的觀點,應該與西方理論進行建設性對話。西方基準仍然具有重要的認識論的意義,以西方理論作為分析基準可以幫助我們認清自己的不同特點,進而研究中國政府治理及運行背后的底層邏輯,將中國的治理邏輯與西方治理邏輯進行比較。黃宗智關于華北小農的分析實際上借助了新古典經濟學、馬克思主義理論和恰亞諾夫的實體主義分析提供的基準,揭示了華北小農的“三副面孔”(黃宗智,1986)。基于舒爾茨的小農理論和劉易斯的“二元經濟”理論界定了當今中國廣泛存在的“非正規工人”和“非正規經濟”,這一看似“悖論性的事實”恰好構成了中國在獨特的人口壓力下實現現代化的自然路徑(黃宗智,1992, 2014a)。我的行政發包制理論是借助于韋伯的理性科層制概念,發現了中國政府內部各層級之間的權威關系之中廣泛存在的發包關系,寓市場化的發包關系于行政權威之中,從韋伯的科層制邏輯看也是一個悖論性存在,揭示了中國政府運行的獨特現象和內在邏輯。

       

       與此同時,我也想強調——黃宗智也反復指出,這里需要摒棄西方理論所隱含的價值規范和意識形態建構,需要警惕西方理論所蘊含的預測指向可能帶來的誤導和“陷阱”。如果說西方經典理論給我們描述了一個黑白分明的世界,我們在中國看到的卻是一個黑白混搭的灰色世界。黃宗智將這個黑白世界概括為西方理論所構建的非此即彼的二元對立,如傳統與現代,家庭式農場與資本主義大農場,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國家與社會,政府與市場,理性化的科層制與非理性化的家產制,理性的形式主義法律與非理性化的實體性法律。在這種二元對立的理論架構下關于中國的研究發現了諸多的悖論性事實或混合形態,如市場化下的家庭化兼業經營、集權的簡約治理、“第三領域”、行政發包制、“官場+市場”等等。進一步的問題是:中國所呈現的灰色世界是對黑白世界的“偏離”而最終將回歸到黑白世界,還是灰色世界本身就是一種制度常態?在黑白與灰色的背后是否還有一個更深層的邏輯決定色調配置?當我們看到改革進程受阻,或者遠離改革者的預期,我們一般傾向歸咎于現存制度的強大慣性和既得利益集團的抗拒,歸咎于改革策略設計的失當,而很少去反思我們關于改革目標的確認是否一定恰當。當我們期待將灰色世界“涂改”成白色或黑色,結果越涂改色彩越雜亂,這究竟是“涂改”方式的錯誤還是“涂改”本身的錯誤,或者兩者兼而有之?我們很少質問自己:我們在“此岸”大刀闊斧地改革,滿心期待去抵達的理想“彼岸”,也許就是我們自己制造的一個幻覺?

       

       關鍵是如何能夠既利用西方理論的分析價值,同時又避免其可能的“陷阱”。黃宗智(2005,2018)倡導基于實踐和經驗的中國社會科學理論。確實,對付西方理論所預設的價值規范、預測指向和意識形態建構最好的“解藥”就是扎根于中國的實踐,基于中國的歷史、實踐的經驗研究,理論與經驗互動,“雙手并用”(黃宗智,2018:162),揭示中國經濟社會運行的穩態化特征和內在邏輯。在結合歷史、現實與內在邏輯的分析基礎上再來討論如何尋求漸進改革之路,而不是簡單地向西方基準看齊。

       

       任何好的關于中國的理論,一定是能夠穿透中國的歷史與現實,解釋中國經濟社會結構的變與不變,揭示中國與西方的現代化路徑的異同。研究中國需要正視的一個極為重要的問題,是如何正視中國傳統與現代化的關系。結合黃宗智和我個人的研究,中國的現代化進程融合了四個傳統:一是中華帝國的國家治理傳統(包括行政、司法治理);二是革命時代共產黨的軍事斗爭、群眾路線和組織動員傳統;三是計劃經濟時期“自上而下”的目標管理的組織和技術支持、全覆蓋的社會滲透力和政策執行傳統;四是西方國家的市場化和全球化的影響。黃宗智關于農業史和法律史的研究均對這四個傳統進行了精彩的梳理和剖析,由此奠定了其理論的深度和廣度。關于當代中國的研究經常忽視中國共產黨在革命過程中基于實踐發展出來的方法論、組織文化以及對當代中國的深刻影響。黃宗智(2005)詳實分析了共產黨如何摒棄了理論的形式主義和教條主義,一切以奪取革命勝利為前提提煉理論認知,發展組織文化與策略(如“農村包圍城市”、“黨指揮槍”、群眾路線),這一切在新中國成立之后又融入經濟建設和國家治理的體制之中。關于中國婚姻法的司法實踐的歷史分析也展現了這四個傳統依次聯結和交互影響如何塑造了今天的婚姻法的表達與實踐(黃宗智,2001[2007], 2007,2014b)。我相信,當今中國國家治理的諸多特征不僅與中華帝國時期、計劃經濟時期密切相連,而且與共產黨在革命時期形成的治理理念和組織實踐有著深刻的聯系,而學術界對于后者的研究嚴重不足,值得引起高度關注。

       

       我們的共識是,認知中國需要既具備國際化視野,又扎根于中國實踐的獨創性的新概念、新理論,也就是基于國際化視野的“本土化”。在國際視野之下還原中國制度的自身邏輯,建立中國自身的概念范疇和理論體系。在我相對熟悉的政府研究領域,我對于新概念和新理論的第一個期待是在各類特征描述之外如何深入研究政府現象背后的深層邏輯,推演為一般化的政府理論。過去幾十年的研究進展積累了許多關于中國政府運行的特征事實,它們之間既高度交叉重疊,又相互隔離。比如刻畫中國的央地關系,可謂“一個版本,各自表述”: 計劃體制下的M型結構(Qian and Xu, 1993),“中國特色”財政聯邦主義(Montinola, Qian and Weingast, 1995; Qian and Weingast, 1997),“集權-分權”悖論(周黎安,2008[2017]),集權的簡約治理(黃宗智,2008),以“一統體制”與“有效治理”的張力為特征的帝國治理邏輯(周雪光,2011),以及面向地區分權的威權體制(Xu, 2011)。這些理論概括的國家治理特征如此高度重疊和相互交叉,其背后仍然缺乏一個內在一致的深層邏輯和內在機制。(換句話說,“各自表述”背后的“一個版本”是什么?)

       

       關于這個更具一般性的國家治理理論,我認為應該滿足幾個方面的要求。第一,它必須揭示其背后的運行機制和驅動因素,解釋在不同治理領域的集權-分權的差異及其歷史演變的內在邏輯。第二,新的政府理論一定要面對和化解前述關于中國政府運行的各種悖論性現象,如展現為一枚硬幣的兩面(成本與收益并存),或處于不同領域、不同階段的不同表現,如舉國體制的得與失,中國國家能力的強與弱,但服從一個共同的底層邏輯和運行機理。第三,新理論也必須是從一個分析邏輯出發將上述“一個版本,各自表述”的重疊與分隔予以兼顧和統一。第四,新理論應該是分析性和價值中性的,分析結論和問題診斷具有開放性。

       

       關于中國研究的新概念和新理論的第二個期待,也是極具挑戰性的一個任務,就是要超出已有的西方理論基準,既容納中國的實踐經驗,又在一定條件下可解釋西方的經驗,從而更具一般性。黃宗智一直致力于與西方理論對話,同時極其銳利地指出其應用于中國場景的局限和可能的誤導。我認為,即使在這個極具創造性的過程中,東西方仍然處于某種對立之中,仍然可以清晰地分出彼此。其進步之處在于,西方不再是唯一的觀察視角和用來“裁剪”中國歷史與現實的工具刀,對于中國的認知是基于中國的實踐并提煉出了與之相適應的獨特概念(如過密化的商品化、“第三領域”、有增長無發展的農業內卷化、集權的簡約治理),擺脫了西方理論的主導和糾纏。但是這只是爭取到了兩者的對等性,中國由“他者”變成了另一個“自我”,東西方如兩個獨立的“自我”相互對視。能否探索一種更高層次的理論,在這個更高的理論框架之下,不僅發現東西方經驗之間的對等性,而且還能將東西方之間對等的獨特性統一在一個更具一般性的理論框架里。我并不主張建立普適性的理論,這是西方理論曾經試圖實現而最終失敗了的結局。最重要的原因是西方中心主義的狹隘與“霸權”限制了其平等對待世界其他地區的多樣化經驗。但在一些可能的領域,我認為這種探索仍然是有價值的。

       

       過去我們一直習慣于從西方視角看中國,把中國的敘事嵌入到西方的理論和經驗體系之中加以定位和詮釋。我們是否可以反過來追問:中國的經濟增長與現代化過程所呈現的故事和邏輯對于我們理解西方的理論和歷史有何幫助呢?事實上,中國的本土化實踐也是國際化的一部分,現代化過程也伴隨著與西方國家類似的工業化、城市化過程,何況中國的近代化過程正是伴隨著國際化展開的。不論鴉片戰爭之后被迫打開國門,迎接全球化的沖擊,還是新中國前三十年的計劃經濟時期,都是在國際關系和地緣政治的格局下演化的結果,改革開放四十年更是主動接軌國際經濟,深度融入全球化。許多中國學者的學術訓練和研究一直浸染于西方的理論與經驗,如果又深諳中國現代化的獨特歷程和內在邏輯,就更有可能打通東西方之間的隔閡。中國的學者在這個意義上其實擁有比西方學者更優越的條件。一個一般性的現代化理論在適當的拓展下應該既可以解釋西方的故事,也可以解釋中國的故事,但是這個邏輯應該高于東西方各自的獨特性。當然,所有這些一般化的努力不是建立在理論的想象之上,而是根植于經驗和實踐的理論抽象和提煉,黃宗智關于建立實踐的社會科學的所有告誡在這里都是適用的。

       

       關于尋求上述的一般化理論,即如何從中國研究中汲取洞見去重新理解西方世界,下面以黃宗智和我的研究各舉一例加以簡要說明。黃宗智(2007:387-413)探索了中國法律傳統的現代性問題,試圖將中國古代調解制度的“實用道德主義”、共產黨時期創建的法庭調解與西方當今關于“非訴訟糾紛解決模式”以及美國實用主義的法律傳統聯系起來,尋求一種融合傳統與現代、東方與西方的法律理念。我基于中國增長經驗提煉的“官場+市場”理論所包含的政治競爭與市場競爭相結合的增長機制,其實也具有超越中國經驗的一般性。比如中世紀后期西歐國家間的軍事戰爭(政治競爭的極端形式)導致歐洲君王一方面滲透社會征稅,另一方面為了吸引流動的國際資本而提供更好的產權保護,這是西方世界興起的一個重要背景(Weiss and Hobson, 1995)。日本、韓國、新加坡、中國臺灣的經濟崛起也可以理解為在嚴峻的地緣政治和國際競爭環境下采取出口導向戰略、政治家與企業密切合作的結果(周黎安,2018)。

       

       作為全文的總結,我認為,一個認知中國的好理論一定能夠穿透歷史與現實,連接理論與經驗,超越左與右,融合東西方。左與右、東方與西方之間的分隔與斷裂是人為施加的意識形態的溝壑,也是脫離實際、一廂情愿的理論桎梏。我們的學術探索一定是基于實踐的認知,基于實證和經驗的探索,在與西方理論對話的同時,特別需要甄別西方理論所隱含的假定條件,尤其是那些與西方獨特經驗“綁定”的隱含假設,警覺這些理論所蘊含的價值指向和規范設定。作為一個更高的目標,我們應該尋求能夠結合東西方經驗的更為一般化的理論建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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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釋】

       ①亨廷頓(1995)認為,對于發展中國家的現代化來說,治理比政體形式更為重要,政治秩序比民主化更為重要。在法治、責任制政府和國家能力三個維度上,各國在近現代的演進過程中呈現的特征千差萬別,西歐同時具備這三者在歷史上也是機緣巧合(福山,2014)。

       ②政府內部的發包契約作為隱含契約自然也不存在獨立的第三方監督契約實施。

       ③日本大企業背后一般會有一家主銀行(main bank)監督企業的經營,采取的方式就是“相機治理”原則:如果企業經營情況正常,主銀行就不介入,由企業自行決策;但如果企業經營出現嚴重問題(如虧損),主銀行就會強行介入,直至企業經營恢復正常(青木昌彥,2001)。

       ④韋伯提出的“世襲君主官僚制”是介于世襲君主制(或世襲家產制)與現代理性官僚制之間的混合形態(Weber, 1978)。黃宗智(2001[2007])引入“世襲君主官僚制”的概念解釋中國清代的行政與司法制度,強調皇帝的絕對權力(以及縣官在屬地的絕對權力)在行政系統執行過程中也必然遇到官僚規章和程序的制約,儒家的“仁政”必須在執行層面履行法家的成文規則,處理現實中紛繁復雜的“細事”,由此造成了世襲君主制與官僚制之間相互依賴又相互沖突的矛盾關系。法律表達與實踐的聯系、背離也是如此。黃宗智從皇帝絕對權力、儒家理想與現實執行的官僚規則、成文體系之間的互動與沖突解析中國的司法和行政制度,而我的行政發包制從國家治理的視角強調中國上下級的官僚制內部如何嵌入了一個層層分包的體制,這里也有中央官僚規則與地方變通實踐、集權與分權、“律”與“例”之間的抱合與背離關系。

       ⑤黃曉春、周黎安(2017)在研究近年來街道與社會組織關系的演變中發現了“行政借道社會”的現象。一些社會組織的涌現看似是“公民社會”成長的證據,但其實是街道政府為了解決體制內預算靈活性不足而“創立”的一些貌似社會組織,實為基層政府功能延伸的準行政組織。

       ⑥不僅中國的經濟飛躍見證了政企合作對于經濟發展的關鍵性作用,事實上,緊密的政企合作同樣也是東亞經濟成功的奧秘。速水佑次郎、神門善久(2009)認為,東亞成功的源泉在于政企的有效合作。日本、韓國和中國臺灣地區雖然形式各異,但都發展了政府與大企業的關系。這種合作關系更像合作式國家(地區)或“準內部組織”。這些國家和地區基于統一發展規劃,鼓勵最具管理才能的官僚精英通過正式和非正式的網絡指導商業活動。維斯和霍布森(Weiss and Hobson, 1995)把英美制造業的衰落歸結于兩國政府與企業相互敵視的文化,導致政府和企業之間缺乏合作,最終輸給了政企合作成功的競爭對手(如德國和日本)。

       ⑦關于華北小農和長江三角洲的研究,黃宗智均是建立在詳實的微觀數據和調查資料之上,如日本“滿鐵”調查資料、地方志和作者本人的實地回訪。

       ⑧黃宗智(2009)從“去過密化”的視角詳細解釋了中國21世紀初以來所發生的“農業隱性革命”。

       ⑨韋伯強調“世襲君主制”為了防止地方分權化和封建化帶來的中間層次過多而失去控制,刻意維持一個低的社會滲透力(參見黃宗智,2001[2007]:179-190)。明清時期的中華帝國“王權不下鄉”,受到的約束應該更多來自小農經濟的“過密化”而不是防止地方失控。

       ⑩日本自明治維新以來,國家層面通過“頂層設計”的方式完成了一系列的政治、經濟、司法、軍事制度的改造,大規模普及教育和發展現代工業,依靠對地主征收的租稅推動現代化和工業化。與此相對照,晚清“戊戌變法”之后,清政府開啟“新政”,引入“新學”,但資源動員能力和制度改造能力極為有限。新政實施的后果是破壞了傳統的基層和鄉村治理,士紳演變成“土豪劣紳”(杜贊奇,1995;Kuhn, 1970)。“洋務運動”主要依靠少數地方官員(如李鴻章、張之洞)勉力推動,畢竟缺乏國家層面的系統支持和協調配合,最終成效甚微。

       11現有關于國家能力的文獻更強調官僚(國家)自主性、資源汲取和政策執行能力,但缺乏對相關政治代理人(政治家和官僚)政治激勵的關注。沒有政治激勵的“催化”“聚焦”和“賦能”作用,潛在的組織動員和執行能力只能處于閑置狀態。

       12不同的產業活動對于政企合作的要求是不一樣的。例如傳統貿易和服務業(餐飲、娛樂、理發、建筑)更多需要的是私人性投入(如資金、勞動力),公共性投入(如基礎設施、研發、教育和技術培訓)所需有限,市場協調也比較有效,即使在最貧窮的國家和地區也能看到這些行業的存在。傳統服務業具有強烈的地域屬性,服務效率長期停滯不前,難以出現重大技術變革(Baumol, 1967)。

       

       本文原載《開放時代》2019年第3期。

       【作者簡介】 周黎安: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Zhou Li’an, Guanghua School of Management, Peking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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