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農村產業結構與鄉村振興路徑研究

    劉 銳[①]

    (四川大學公共管理學院 四川成都 610064

    摘要:占全國農村多數的中西部一般農村,應是鄉村振興戰略的重點對象。該類農村大多無資源和區位優勢,農業具有強就業保障功能。如果不了解一般農村產業現狀,不首先解決小農戶與大生產的矛盾,卻強力推動其對接大市場,將帶來諸多社會經濟矛盾。當中西部一般農村的鄉村振興方案,能立足實際而非借鑒沿海發達農村,不是將促進非農產業發展放在首位,而是將發展農業保障小農就業作為核心,通過完善農業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保障村社集體整合細碎化土地的空間,加強土地流轉和專業化市場建設,逐步引導小農戶對接大市場、小農農業向現代農業過渡,農民就業與農業產業的相互促進,就將促進鄉村振興戰略穩步實現。

    關鍵詞:一般農村  產業結構   鄉村振興  村社本位   實施路徑

     

     

    一、問題提出

    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實施鄉村振興戰略,2018年中央一號文件再次聚焦“三農“,對如何落實鄉村振興戰略進行全面部署。從學界和政策部門發表的評論看,當前有關鄉村振興戰略規劃的意見主要有三種:

    第一種是“深化改革”說。該類觀點認為,鄉村落后源于體制機制不順,實施鄉村振興戰略需要抓住“人、地、錢”。具體說來,完善農村土地三權分置制度,實現多種形式的規模經營,發展農村普惠金融,引導社會資本回流,將資源向“三農”傾斜,保障農村優先發展。長期來看,要從根本上發展農業和農村,需要推動農村人口轉移進城[[1]][[2]]

    第二種是“農民合作“說。該類觀點認為,鄉村振興的重點是針對5億多中產階級,在小農經濟基礎上進行組織創新和制度扶持,使農民對接市場和國家,促進農村二三產業發展。長遠來看,農村資源價值化及業態多元化,將成為鄉村振興重要社會基礎,國家應在宏觀和微觀層面做出進一步改進,增強農民合作及組織主體性,防范”精英俘獲“和“部門尋租”[[3]][[4]]

    第三種是“村莊建設”說。該類觀點認為,既無區位優勢又無資源優勢的普通農村,相較占比不大的沿海發達農村更值得關注。該類農村土地既是底線保障又是就業手段,在城市經濟發展水平不高、農民進城困難的背景下,保障農民的耕作權、提高耕作方便度,應成為鄉村振興方案的重點。政府應加強組織建設、引導社會建設,回應在村戶訴求[[5]][[6]]

    要順利實施鄉村振興戰略,需要對農村現狀有了解。深化改革說立足資源優化配置,意在推動資本下鄉和產業融合,對農村不均衡狀況缺乏認識。“農民合作說”從城鄉人口結構變化的積極方面,探討農民對接市場的可能路徑,意在挖掘土地潛力發展新產業,帶有理想色彩的建議適宜大都市周圍。比較而言,“村莊建設”說立足普通農村產業結構,從社會穩定角度討農村發展保守路徑,既有政策眼光又有學術縱深。“村莊建設”說的不足是,推動農業現代化,延伸農業產業鏈,為何不具可行性?以農民城鎮化為依托,引導諸產業聚集發展,為何沒有現實意義?

    從城鄉經濟關系看,當中心城市越發達,輻射能力越強,輻射范圍越廣,都圈內農村越有發展二三產業條件,反之,距離都市圈較遠的農村,多以第一產業為主導。第一類農村占全國農村30%左右,是主流研究關注的重點。第二類農村占全國農村70%左右,應是鄉村振興戰略的主體,卻缺乏應有討論[]。本研究關注后一類鄉村,試圖以農民家計模式為主線,探討產業結構調整諸問題,強調集體組織的基礎作用。

    二、農村產業的復雜變遷

    農村產業包括第一、二、三產業。橫向來看,不同區域農村區位不同,三大產業呈現不同的分布態勢。縱向來看,三大產業分布以經濟結構為基礎,第二、三產業在第二類農村難成功,該類農村大致對應中西部一般農村。筆者借鑒賀雪峰的農村分類方法[[7]],在此探討中西部一般農村產業結構變遷。

    1、產業調整的若干嘗試

    家庭聯產承包政策雖然調動了農民生產積極性,人地緊張的國情卻使農民種糧食很難增產增收。杜潤生一再強調,“8億人給2億人搞飯吃的局面不改觀,中國農業就不會有出路[[8]]1980年代以來,為了農民快速增收,政府想了不少辦法。如國務院1992年發布《關于發展高產優質高效農業的決定》,提出“以市場為導向調整和不斷優化農業生產結構”,1993年黨的十四屆三中全會通過《關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決定》,提出“調整農村的產業結構,加快鄉鎮企業和其他非農產業的發展”。中央精神對下級政府是有影響的,各地紛紛掀起調整農村產業結構熱潮。

    先來看鄉村工業。分田到戶后的一段時期,“村村點火、戶戶冒煙”場景,在各地農村有密集地表現。由于鄉村工業迅猛發展,轉移大量剩余勞動力,不少研究對鄉村工業的發展寄予厚望。不過,鄉村工業發展存在區域差異。沿海農村距離大城市較近,鄉村企業起步早發展快,很快便占得市場先機。1990年代后,城鄉統一的市場快速形成,商品供過于求帶來買房市場,中西部鄉村企業生產的產品,要面對城市及沿海企業的沖擊。1990年代中后期,沿海鄉村企業在競爭中勝出,中西部鄉村企業步履維艱。

    從宏觀條件看,中西部鄉村企業要實行產業升級,既不可能走溫州的市場主導型模式,又不可能走蘇南的鄉鎮主導型模式,更不可能走珠三角的“三來一補”模式。據統計,1996年末,全國擁有各類非農鄉鎮企業139.8萬家,其中,分布在縣城和大中城市及工礦區的占5.6%,鄉、鎮所在地的占20%,村及村以下的占74.4%[]。既然中西部鄉村企業無法創造輝煌,又因遍地開花造成浪費和環境污染。主流研究又認為,農民兼業化的就業方式,易帶來農業粗放經營,不利于農業的產業化,那么,通過政策調整和行政手段重新布局鄉村企業,使其產生聚集效應以持續發力,就成為鄉村企業的改革方向。1998年,中央提出“小城鎮、大戰略”,試圖以小城鎮建設為突破口,實現工業和農業空間分離。

    盡管學界關于“小城鎮”是建制鎮,還是縣級城關鎮爭論不休,從中西部鄉村現狀看,卻是大量鄉村企業倒閉,少數鄉村企業順利進城。當第一產業成為支柱產業,落實中央的發展戰略,演變為轉移農業人口。我們調查的鄂中陽鎮,政府為搞活鄉鎮經濟增加人氣,于1998-2005年實施“馬路經濟”。政府在國道兩邊規劃宅基地,以優惠政策吸引農民建房。鑒于自發搬來者寥寥,鄉鎮給村組織下發指標。陽鎮屬于普通農業鎮,鄉鎮工業幾乎倒閉完,搬來的村民要維持家計,又離老房子和土地遠,于是從事餐飲住宿業。剛開始,有十多戶從事該行業,生意總體還算紅火。隨著移居人數增加,開業的旅館增加,多時有上百家開業。當國道上跑運輸的師傅增加緩慢,開旅館的數量越多越難賺錢。終于,不少遷入者關門歇業,回村種地或南下打工。

    第二、三產業發展不成功,能否做第一產業的文章?土地作物分為大田和經濟作物,政府深知要激活農村經濟,簡便辦法是調整種植結構,動員農民種植經濟作物。橫向來看,1990年代農業產業結構調整,大獲成功者當屬壽光蔬菜。壽光蔬菜的崛起路徑,與沿海農村工業類似,即“把握時機、占領先機”。壽光蔬菜的成功引起各地注意,到壽光學習的各級政府不計其數。但是,市場上不再有第二個“壽光”,主要原因是蔬菜不耐儲藏,不具有較高的產品附加值,蔬菜價格受市場影響大。在一定時空范圍內,蔬菜供需關系穩定,當需求變化弱,生產供給過多,就會出現激烈競爭,最后是資本愈雄厚,愈早占領市場者,愈可能勝出,反之,就會虧本[[9]]。與之類似的是養豬產業,1990年代以來,大量資本進入養豬業,市價出現劇烈波動。那些養殖規模較大,能承受降價壓力者,逐漸占領市場,散戶逐漸退出。

    借助政府的信息、關系等優勢,能否發掘人無我有的產業?且看豫南河鎮“逼民致富”案例。河鎮1983年就調整農業產業結構,早期種植紅麻因技術不達標失敗,后來種桑養蠶因管理不當引發各類問題,歷時最長政府投入最多的,當屬1987-2003年的種煙葉。該運動由縣政府主導,鄉鎮政府負責收儲,由鎮到村到村民小組,層層劃分種煙指標。具體操作是,農民種植收割煙葉,政府派專人指導烤煙。河鎮將煙葉分為十七等,各等級成色不同收購價不同。收購的煙葉是要出售的,即使縣鄉政府積極作為,依然難擋市場瞬息變化。當農民烤煙技術不成熟,或遭遇市價劇烈波動,會連成本都保不住。農民逐漸拒絕種植,甚至與政府對抗。終于在2003年,全縣停止推廣。

    2、農民流動與糧食種植

    2000年以前,人口流動限制沒完全放開,城市化、工業化水平相對低。據農業部估計,1993年農民流動數量為6200萬,2000年增加到7500[[10]]。大量農業勞動力聚集于村,一方面帶來農業勞動投入的內卷化,一方面有效克服土地細碎化問題。2000年以來,隨著稅費改革及城市化戰略實施,城鄉二元經濟藩籬被打破,農民逐漸從農村-城鎮-城市的逐級流動,演變為農村-大城市的季節性、可逆性流動。農民每年按40%流動比例增長,終于產生2008年的2億農民工。

    大量農村勞動力城鄉間往返,造成農民家庭的半工半耕。據2013年的監測數據,全國農戶人均純收入中,工資性收入首次超過家庭經營收入,其中,工資性收入4025元,占人均純收入的45.2%,家庭經營性收入3793元,轉移性和財產性收入分別占3.3%8.9%[[11]],它表明務工和務農是家庭主要收入來源。該就業結構產生兩類家計模式,第一類是老人種地年輕夫婦務工,第二類是婦女務農男人打工。我們從家庭生命周期角度,分析農民的糧食種植情況。

    25歲以下是接受教育階段,如果有機會考上好大學,后面就可能找到好工作。但是,面向市場的大學教育,帶來不確定就業前景,是否脫離半工半耕模式,需要其他因素的配合。不可否認的是,通過升學順利進城者,在農村家庭中占多數。如果不能繼續深造,多數人會外出務工。該階段父母年富力強,對子女賺錢不很期待,重點考慮其結婚成家。

    25-40歲,多數人會結婚生子。一方面,多年的城市打工和生活經歷,使他們逐漸習慣便利的公共服務條件,一方面,老家的公共服務投入不均衡,網絡、教育、交通等設施不足。另外,當小孩到了接受義務教育階段,如何提供高質量的學習環境,成為年輕父母思考的重點。大城市雖然不錯,無奈房價太高,只有少數成功人士買得起房,多數會選擇在縣城或中心鎮買房。中西部多數地區,縣城的房價在3000/平米左右,中心鎮房價在2000/平米左右。依靠年輕夫妻的務工收入,難以支付買房和裝修費,及小孩成長的各類開支。不過,因為父母有較強的勞動能力,能在生產生活上適當幫襯,不僅支持子女買房,幫助他們代為照顧小孩,還拿糧、蔬菜食補貼子女,年輕家庭盡管有壓力,仍有一定自由活動空間。

    40-60歲,子女已經長大成人。一方面,他們要為子女發展操勞,家庭開支隨子女成長增大,另一方面,他們逐漸感覺到體力不支,城市不少領域拒絕其進入。多數人會從工廠、公司等稍微體面的行業,轉入低報酬、無福利的非正規領域。另外,該階段他們的父母年老體衰,不僅勞動力下降而且容易得病,兩地相隔使他們時常擔心父母。當他們倍感城市生活不易,就會在城鄉長期徘徊。該徘徊期持續時間長,大部分經過5-10年,才會決定是否要回去。返鄉后他們種植土地,同時想辦法增加收入。2003年以來,國家加大農業投入力度,隨著農田水利設施的改進、科學種田技術的推廣、農業技能培訓的增加,要種好田并不是難事。以鄂中56歲楊某為例,他1998年到廣州打工。十年后,妻子累倒、母親住院,他只能返鄉。當時大批農民拋荒,他流轉別人田種。他說,田靠三分種、七分管,插秧收割就幾天“。2011年政府平整土地,他的流轉田被串起來,收種完全靠農業機械,種田的方便使他渴望多種些。

    60歲以上,子女人到中年,生活支出增大,老人的體力下降,難有余力再付出。為減輕子代負擔,不討子孫的嫌棄,他們多住回老屋。只要自己生活能自理,他們不主動麻煩子女。老人生計有三重來源,一是依靠勞力種些田地,二是養豬養雞賺些錢,三是打些零工補貼生活。上述來源除打零工對勞力要求高,其他部分均可以活到老、干到老 由于土地是生存來源,老人不僅用心種田,而且注意維持地力。

    就調查情況看,依賴土地的農民人均年齡40歲往上,其中,60歲以上的人群遠高于40-60歲的人群。我們依據家計來源差異,將種糧農民分為三類,分別是小農兼業戶、半工半農戶、村莊貧弱戶。小農兼業戶主要利益來自土地,他們能耕種20-50畝土地,對提高土地生產率有積極性,對實現農業現代化有思考。該群體有兩個盼望,一是渴望土地連片,使用機械化生產,二是渴望外部條件支持,以擴大土地經營規模。半工半農戶的主要利益來自務工,不如小農兼業戶重視土地產出。不過,因條件限制留守在村,又無其他的就業增收渠道,他們還是會種好田地。村莊貧弱者多年老體衰,土地是其生存唯一來源,他們渴望運用輕簡便技術,不想自身勞力被完全替代。

    要說明的是,除開前述三類群體,以戶籍人口作標準,還有舉家外出戶及完全進城戶。舉家務工戶在比較利益及“城市夢”驅動下全家外出務工,完全進城戶因能力強、機遇好,或招考或參軍順利進城。當完全進城戶和舉家務工戶增多,在村戶流轉土地能維持體面生活,小農兼業戶就會增加,反之,半工半農戶會增加。

    三、鄉村振興的政策誤區

    如果大力發展城市經濟,緩解在村戶種糧難題,就會有更多的農戶順利進城,更多的小農兼業戶擴大經營規模,村莊貧弱者受益于土地流轉,鄉村振興戰略因此穩步實現。但當鄉村振興戰略的對象定位于都市圈內農村,該類農村的農民早已進入二、三產業,以都市圈內農村產業為藍本制定鄉村振興政策,就會背離一般農村產業結構帶來實施困境。

    1、糧食作物規模經營不經濟

    主流研究認為農業生產發展的基礎,是解決“誰來種地和“地怎么種好[[12]][[13]]問題。“誰來種地”的立論基礎是農田拋荒,農田拋荒是個較復雜的問題。我們將一般農村分為兩類,一類是自然條件差的高寒山區,該類農村土地多是常年拋荒,主要是土壤貧瘠、勞動辛苦、產出較低。國家提出退耕還林計劃,又推動異地扶貧搬遷,該類土地正好變為林地。

    一類是自然條件好的丘陵地區,該類土地拋荒有兩類情形。季節性拋荒即降低復種指數,原本該類土地可種兩季的,因播種間距短農業收益低,不少農民選擇只種一季。常年拋荒即土地常年不耕種,主要是農業設施瓦解,種田要肩挑背扛,畝產收益相對低。

    地怎么種好的立論基礎是,既有種田模式既無科學管理,又沒有運用現代農業技術,因而無法順利推動農業現代化。農業有兩大基本命題,即如何實現與大市場對接,如何實現與大生產對接。

    先看第一個命題,都市圈外的中西部一般農村,市場需求弱無法產生刺激,加上交通、信息、區位等條件差,小農戶對大市場的不適應總體較弱。換個角度看,國家對糧食作物實行保護價收購,無論購買農資還是銷售產品,均能較輕易實現。農戶出于“生存理性”的 考慮,多選擇種植糧食作物。

    再看第二個命題,中西部一般農村的農地現狀,多源于1980年代分田到戶。當時農業生產力較落后,村組織分田時出于公平考慮,依據土地肥瘦及遠近不同,將土地分成等級再按戶均分。后來村組織調地,仍遵循公平原則。1998年土地二輪延包政策,確立“生不增死不減”的規則,人均不過三畝、戶均不過十畝、且分散地各個地方,成為農田利用的背景。

    農業收益源自兩個方面,一是在播種收割階段抓住時機,所謂人誤地一時,地誤人一年,只要遵循作物生長規律,真正農忙時間不太長。二是灌溉、植保等田間管理精細化,田間管理具有較強的季節性,農民需施肥防病蟲照看莊稼,勞動不辛苦卻較為費時,需要對種地有較強的責任心。就調查情況看,在村戶中小農兼業戶占10-20%,半工半農戶中老人占70%左右。當土地成為基本的生存來源,在村戶會想方設法提高產出。隨著種植規模增大,小農兼業戶要請工,不過,小農兼業戶請工次數少,請的工又多是親戚朋友,幫工一般會認真幫其完成。我們在各地調查發現,土地自發流轉的上限為50畝,小農兼業戶表示,若種田很便利,又依靠機械化,不大量請工操作,面積不過100畝。100畝以下基本能實現全員投勞,勞動生產率低但土地生產率高。

    主流研究建構的思路,是培育新型經營主體,實現土地規模經營。其實,隨著城市化工業化的拉力增強,完全進城戶和務工戶的增多,人地分離自然催生土地流轉。只不過,該類流轉是非正式、小規模的,與以獲取利潤為導向的,大規模、正規化流轉,存在較大的差異。

    2013年中央一號文件提出發展家庭農場,但對家庭農場的應有規模沒做規定。各地政府在落實適度規模實踐中,多將經營面積定為100畝以上。我們簡單算筆賬,上海市包括種菜種花各類耕地共計300萬畝,按松江區定義的100-150畝經營規模,上海市只需要3萬農戶足矣。如果全國經營規模到100畝,只需要1800萬種地農戶,同時向城市轉移出2億農戶[[14]],問題是,政府能否承擔類轉移的后果。

    突破100畝需要雇工,新型經營主體有兩類,一類是家庭農場,規模為100-500畝,一般在200畝左右,一類是工商企業,規模在500畝以上,先看家庭農場效率。農戶間的自發流轉受村莊社會關系影響,流轉費普遍不高甚至是零費用。100畝以上的經營規模,流轉費普遍高出自發流轉。我們調查的皖北高鎮,家庭農場興起前,流轉費為100-200/畝,家庭農場興起后,流轉費為500/畝。

    家庭農場崛起需要三個條件,一是城市務工收入和待遇沒增加,二是每年糧食價格上漲加上地方政府的誘導,三是家庭農場主有較強的市場意識。當種地與務工收益大致均衡,家庭農場主就會快速崛起。家庭農場的典型特征是“自雇”為主,有些家庭農場主考慮到耕種面積大,會購買部分機械替代部分勞動。不同村莊地理條件不同,土地集中程度會有差異,加上農業設施配套問題,農場主很難不雇工經營。常見現象是,農場主根據農業種植的情況,在耕種、收割階段時常雇工,在田間管理階段偶爾雇工。問題是,因雇傭關系超出人情范圍,雇工磨洋工在家庭農場中較常見。另外,農業生產受自然條件影響大,有些人力工作機械無法替代,加上使用自家機械會有折舊,經濟效率不如購買服務。換言之,家庭農場主盡管能獲得土地規模收益,相較小農種植的高土地生產率卻要差不少。

    工商企業與家庭農場有本質不同。家庭農場的興起,表面源于政府的優惠政策,實際源于土地流轉市場建設。只要基層組織搭建好流轉平臺,增強土地連片種植便利程度,部分積累一定資金的農戶,有動力從事規模經營。農場主以自身投勞為基礎,擴張土地規模具有一定的邊界,多將農業收益用于非農業領域,而非變為流動資本繼續投資[]。工商企業種地有四大特點:一是資本積累達到較高規模,流轉土地達到一定規模,購置大、中、小各類農業機械;二是不投勞而是完全雇傭勞動,雇傭勞動為增加利潤而非有閑;三是精確計算投入-產出效益,投入包括勞力、資本等,以利潤最大化為目標;四是基本不在種植環節獲利,多在農業上下游獲利[[15]]。我們以鄂中鄭某為例,說明企業種地問題。

    鄭某是當地很有實力的老板,在政府盛邀下流轉3000畝,成立農業合作社,用1500畝土地經營。合作社雇60-70個工人,任命隊長管理工人,實行土地分片管理。原來農戶種田畝產2000-2200斤,合作社的畝產少數達到1800斤。鄭某最頭疼的是田間管理,有些田里長滿雜草,工人不主動去清除,有些存在機械化死角,工人寧愿空著而不想辦法,至于打藥、放水等環節,工人不僅不負責,甚至損公私肥。三年里鄭某引進多項技術,直接損失卻達600/[]。鄭某按原有流轉費轉包,大戶種植面積在20-100畝。調查某50畝大戶,下秧時請10人,平時自己管田,除去高額流轉費,每年要賺3萬元。

    比較而言,小農兼業戶主導的農業,可以全員投勞,實現產出最大化,加上土地流轉費極低,能承擔老人養老成本,如果土地耕種變得便利,將具有強經濟社會效益。但是,小農兼業戶運用新技術的動力,對其他種地戶的帶動作用,均不如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家庭農場盈利依靠規模效益,如果土地流轉市場相對完善,農場主與小農戶關系會有序,如果以政策刺激家庭農場發展,會帶來農場主與小農戶沖突。工商企業雖有使用新技術的動力,但要承擔高管理和流轉成本,種植環節會長期虧損。

    2、第一、二、三產業融合的問題

    產業興旺是鄉村振興戰略的基礎,產業興旺的核心是一二三產業融合。“產業融合”的提法源自2015年中央一號文件,內容是 “以市場需求為導向,大力發展特色種養業、農產品加工業、農村服務業,載體是制定 “用地、財政、金融等扶持政策”,目標是“激活農村要素資源、增加農民財產性收入。我們以各地的調查經驗為例,說明一般農村產業融合路徑。

    從勞力、機械等要素投入-產出看,企業種植糧食作物大多虧本。現在要延長農業產業鏈條,就要在產前、產后用力。從學理層面講,企業向農戶購買農產品,變為將農產品整合進企業內部,實際是將外生交易費用內部化,以降低交易成本提高競爭力。工商企業為供給市場短缺產品,延伸企業生產鏈條,必要時進入農業領域,本是正常的市場行為。一般說來,在都市經濟的輻射范圍內,尤其是城郊及沿海農村,只要農村具有特色的資源,工商企業均有進入動力。一般農村既無區位又無優勢資源,企業繞過市場規律進入該領域,大多與政策誘導和政府推動有關。

    先看企業發展特色種養殖業、從事農產品加工業現狀。我們調查發現,少數企業從事特色苗木種植,苗木生長期為5-10年,企業需要做長線投入,苗木越大值錢。但是,市場行情不同、關系渠道不同,能否最終獲益,并不好判斷。相較而言,種植經濟作物并進行初級加工,不僅資金回籠快且政府支持,企業多會進入政府期許的領域。

    以皖北陽縣李某為例。李某開始流轉幾十畝土地,雖辛苦能獲得不錯的收益。政府動員他規模經營,承諾給予相關的補貼。李某擴展土地規模到800畝,無論如何管理每年虧本,他就拿出200畝地種蔬菜。蔬菜經營是勞動密集型行業,正常情況下3人能種6畝蔬菜。李某以3人為一隊,做工的時候分片,信息員監管協調。種菜有較強的季節性,打藥、鋤草等需要請工,忙時要請20-30個工。雇工遭遇監管困境,200-300畝的大棚,每個月需要800個工。雇工不用心做事,信息員要督促,相較自雇從事生產,需多100-150個工。李某開始種萵筍,一年種一季,能產100萬斤,但是,市場供過于求,本地難以賣掉。他汲取單一種植教訓,種8-10個蔬菜品種,卻豐產不豐收。李某經營蔬菜四年,除有一年盈利40多萬,其他均不同程度虧損。李某抱怨說,明明覺得會賺錢,不少人跟風種植,市場保有率有限……

    類似情況出現在龍頭企業王某身上。王某在陽縣所在市做名酒代理,后被政府動員流轉5000畝地種菜,很快成為陽縣所在省的龍頭企業。王某自己有完備物流渠道,嘗試繞過大宗蔬菜批發市場,以訂單農業從事小區配套。王某經營接近4年,價格比市場高5%,只有40-50萬斤訂單。他解釋說,建立品牌要時間,消費者不太認可。王某嘗試進入超市,銷售量遲遲上不去。嘗試用基地種植有機菜,集中精力配送卻賣不出。他解釋說,主要是本地市場有限,有能力消費的顧客不多,賣不掉的菜沒地方貯存,進入批發市場沒有優勢。王某從兩方面進行突破:一是針對訂單農業的客戶,有計劃地組織參觀體驗,經營幾次效果有限。二是以基地做保障,進行簡單的產品加工,相較一般的產品并無優勢,深加工因產品成本高賣不出。

    從經營情況看,李某、王某多數年份一直虧損。陽縣的農業發展源于政府動員,一定時期市場需求結構穩定,規模化種菜產生大量供應,必然帶來蔬菜市場的劇烈波動,加上陽縣屬于經濟欠發達地區,市場需求單一短期內難以改變,無論高端農產品的市場培育,還是初級農產品的市場競爭,均難在短期見到效益。再者,農業領域的投入具有專用性,在無盈利前需要一直投入。舉例說來,建大棚每個花費1萬元,若賣大棚只有1000元,還面臨無人買的困境。李某和王某的不同在于,李某沒有被評為省龍頭企業,銀行評估其風險不予貸款,李某就到處借款甚至賣房。王某資金雄厚是龍頭企業,前后得到免息貸款1億元,除開虧本種植和銷售供政府參觀,他將貸款在內的資金投入其他高回報的行業。

    再看企業經營糧食作物。A公司所在縣是國家級產糧大縣,縣政府要爭取每年3億元的獎勵金,必須響應政策有農業亮點。A與政府合作流轉3萬畝土地,種植的糧食作物3年每年都有虧損。A就實行公司+大戶+農戶模式,從產中領域脫身專注產前、產后。具體操作是,A將流轉來的土地,按原價轉包給大戶,每戶規模100-200畝,公司為大戶提供必須的“套餐服務”,包括農資如農藥、種子、化肥,服務如機插、機收、機耕,大戶將收獲的稻谷賣給公司,扣除套餐后是其所得。公司盈利有三個來源:一是“套餐價高于市場價,公司建立烘干中心,大戶要支付烘干費;二是在縣政府支持下,公司租賃和自建糧庫,先大規模收儲糧食,行情好時高價賣出;三是公司獲得規模化補貼,包括農資和農機補貼,政府各類農業項目補貼[[16]]。我們統計A產前產后直接盈利260/畝,不包括政府傾斜的人力、財政、土地等。問題是,A規模流轉的土地,原來都有人種;A提供的套餐服務,無論農資還是機械,原來都有經營者。以行政強力推動規模經營,實施中自然遭遇農民反抗;A轉包土地延伸產業鏈,社會積累怨恨情緒;政府對A的倚重和投入,農業自主性受影響。

    縱向一體化推動農業發展的問題多,發展休閑農業和鄉村旅游如何?我們在城郊和沿海發達農村調查發現,不少村鎮熱衷發展特色旅游。就市場前景看,城市有錢有閑的居民眾多,有能力有愿意享受青山綠水,到農村“養胃”體驗農業樂趣,只要資本嗅到商機,做些牽線搭橋工作,就可獲得源源收益。美中不足的是,開農家樂或發展采摘業,可能要改變居住條件,甚至是占用部分耕地,需要相關政策配套。不過,城市周邊工商業起步早,不少耕地被占用變為建設用地。政府只需以美化城鄉環境名義,對部分亂搭亂建的設施拆除,對歷史遺留問題形成的經營性建設用地,。村社集體用該類土地建設鄉村酒店、會議中心,既壯大了集體經濟,又保證了成員分紅不過,將該發展思路用于一般農村,不僅難實現經濟社會效益,而且會引發其他問題。

    以前述鄭某為例。鄭某無論經營經濟還是糧食作物,均難以削減成本打開銷售市場,5年時間里年年虧損。他到各地考察后決定發展旅游,拓展農業功能開發新盈利點。鄭某向我們介紹“產觀經濟”模式,農業既生產又可以參觀。為讓不同層次的客人來,鄭某不僅規劃建農家樂、高端養老院,還規劃建會務中心、豪華別墅,不僅設置觀光、美食、采摘等常規區域,還設置釣魚、健身、拓展訓練等特別區域。鄭某的理念超前,對資金需求量大,盡管前期投入1.5億元,仍然存在較大的缺口,他要求抵押土地貸款。抵押地主要有兩塊,一是流轉的土地及基礎設施,包括平整后的土地、農田水利設施、農業機械設施等,二是遷村騰地節余的土地,包括727畝建設用地、727畝建設用地指標、無償建的生活設施。銀行不接受土地抵押貸款,領導做工作也不同意。銀行的顧慮主要有三點,一是用途管制制度要求農地農用,農業產業弱質增值過程緩慢;二是鄭某所在農村區位條件差,土地在短期內難有升值的空間,三是鄭某流轉的是農民土地,抵押生存保障的風險較大[[17]]。按照增減掛鉤政策獲得的建設用地指標收益,鄭某所在市縣不到5/畝,且只能消化極小的一部分。我們5年后回訪,產業已停滯,游客仍然少。

    其實,無論是農業結構調整,還是延伸農業產業鏈,抑或是拓展農業功能,之所以在一般農村遭遇各類問題,根本原因是當地市縣經濟欠發達,一般農村既無資源又無區位優勢,加上相關主體對農業產業有認知誤區,使得本來由市場規律調節的問題,一旦被地方行政強力干預即會帶來各類問題。

    四、鄉村振興的保守路徑

    70%的農戶是半工半農戶,農業具有就業保障功能,用資本和技術替代勞動,淘汰留守農業和小農農業,試圖使農民進城不可逆,就會帶來災難而非福祉。鑒于中西部一般農村的產業結構特征,我們以為,該類農村的鄉村振興重點應是,完善農業基礎設施、健全農業社會化服務體系,發展種植業為主的第一產業;加強基層服務體系建設、完善農村土地流轉市場,引導農戶穩健有序對接市場。

    1、提高小農耕作的便利程度

    從人口流動角度看,在村戶大多無務工優勢,要保證家庭生活的體面,簡單辦法是根據身體承受力,及村莊即有土地狀況種植。如果解決種地的難題,他們會認真種好田。

    首先看農業設施。2000年以前,農民外出打工的規模小,他們會過密化投勞、。2000年以后,大量農民外出打工,在村戶多是中老年人,對土地依賴度強,渴望種地輕簡便化。稅費改革后“兩工”制度瓦解,原有農業設施常年失修,丘陵地區拋荒情況擴大。比如,小農戶因小水利體系瓦解,被迫掏錢打井自己灌溉,打井成本高收成不穩定,農民就將農田改成魚池,或挖成堰塘保障灌溉,水田面積因此減少。有農民不想花錢,就直接棄而不種,土地便逐漸拋荒。再如,機耕道本是方便機械化的,但是,有農戶為了私利挖毀機耕道,使農業機械無法正常服務,當農民種田還需要肩挑背扛,中老年人便不堪勞累棄田。2003年以來國家大力實施惠農工程,加強對農田水利等農業基礎設施建設,但是,政府重視技術治理能建設大型工程,無法解決農業的最后一公里問題,以致出現硬化的渠塞滿秸桿,修好的毛渠沒過多久就滲漏問題。如果政府響應在村戶的種田難題,加強村組織建設推動設施落地,可以種植的耕地將會被精心種植。以湖北孝感某村為例,村組織爭取國家資金改善土地,水利、道路等農業設施條件,整理出的800畝地有200多戶搶種,理由是種田不累年紀大也能種,種田既有收入又有成就感[[18]]

    再來看農業服務。早在集體化時期,我國即建立完備的涉農部門,但是,隨著時代的發展和農業服務機構不斷改革,涉農部門提供的農業服務逐漸異化。以農技部門為例,先是1990年代,農技部門忙于收農業稅費,無暇在農技推廣方面有作為,2006年實施的鄉鎮體制改革,有些省市政府實施以錢養事改革,要求農技部門“自收自支、自求平衡,走向市場的農技部門能力不足,農技推廣因隊伍散、設備落后,難以將農業科技成果有效轉化。2008年,中央提出建立農業社會化服務體系,要求多個涉農部門加強合作積極服務農業,各個涉農部門于是將分流人員返聘。問題是,各部門間不能有效協調,難以滿足農業主體要求,多部門競爭上級項目提供服務,又出現水、電、路設施不銜接問題。上級政府發文要求強化服務水平,農技部門就將原有的經營業務正常化,進行業務培訓時搭車售賣農資,通過村干部宣傳銷售產品,以舉辦半公益講座為噱頭推介產品。行政與經營職能的相互強化,帶來假技術假農資泛濫。馮小搜集的某縣3個鄉鎮512份戶問卷分析結果,發現約92%的農戶買農資有上當吃虧經歷[[19]]。在政府力推規模經營的地方,農技部門對新型主體一對一服務,小農戶因規模小、分布散被忽略。

    如果政府正視小農在保護糧食安全上的作用,立足小農加強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建設,小農戶的強生產能力就會得到最大化發揮,農業產出及地力涵養就會達較優狀態。當前的問題是,在村戶數量大,種地規模小,有一定分化,政府加大農業投入力度,會面臨與分散小農的對接問題。如果加強集體組織建設,依托組織整合小農戶利益,就不僅能降低交易成本實現治理精準,而且能平衡農業經濟社會效益。

    2、實施村社本位的土地整合

    以小農為主體建立支農體系,只能解決解決小農戶的就業問題,更重要的是破解農業種植難題,適應農業生產力變遷,提高土地的產出效益。實現該目標的障礙是土地細碎化,土地細碎化既與土地制度變遷有關,又與農民流動帶來的人地分離有關。

    先來看農地制度。農村土地細碎化格局,源于家庭聯產承包制。集體組織依據土地肥力、位置、地形、灌溉等因素,以增人增地、減人減地為規則調地,當時的農業生產力不高,難以克服自然因素影響,平分土地思路以公平為基礎,調動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集體組織只需要發揮統籌功能,解決單家獨戶辦不好的事。2002年通過的《農村土地承包法》規定,承包期內,發包方不得調整承包地2007年通過的《物權法》將經營權界定為用益物權,而非集體組織發包農戶承包的債權。2014年國家提出承包經營權確權,均分帶來的土地細碎化格局因此被固定。作為特定歷史條件的產物,土地細碎化有一定正功能,但是,當農村勞動力以中老年為主,出現農業生產的去過密化,土地細碎化就存在負功能。比如,機械難以為細碎化土地服務,普通村民種田辛苦且收益低。即使國家面向農業加大服務供給力度,同樣因土地細碎化缺乏協調手段。

    再來看人地關系。我國早期實行“退人退地的土地制度。當作為承包方的農戶,因招工或者考學進城,不僅戶籍要遷出去,承包地也要被收回。集體組織再實施調地,將土地分配給集體成員。調地模式在農業稅時期實施大致不錯,既保障農戶利益又提高種地效率。2000年以來,隨著戶籍制度變遷及農地制度改革,原有進城退地變為進城不退地。因保留土地可以享受補貼,流轉土地能獲得收益,閑置土地能留住“鄉愁,完全進城戶會保留土地,外出務工戶同樣保留土地。農地生產具有外部性,以稻作區農業為例,如果上游損毀水渠,放水就不可能完成,如果鄰近農田一直不放水,即使自家的田里有水,同樣滲漏到他田里;農民播種、施肥、打藥等,若差異較大會相互影響。現在因土地格局固定,耕種戶無法實行土地連片種植,農民分化及種田方式的差異,可能產生負外部性降低效率。

    如果通過集體治理克服土地細碎問題,實施土地調整擴大農業正外部性,就可以同時提高勞動生產率和土地生產率。但是,稅費改革及鄉村體制改革,使集體組織喪失治理能力,加上前述的土地制度變遷,使集體組織不能再調地。不過,通過集體自主治理促進土地連片耕種是生產力發展的客觀需求,有政府就依據現行制度創新土地確權。以湖北沙洋縣農村為例,政府從《土地承包法》第40條規定出發,提出承包方之間若有方便耕種需求,可以在集體經濟組織內部互換經營權。政府保障集體組織的治理邊界,集體按少數服從多數原則換地,先推動“按戶連片”再進行土地確權,不僅受到群眾擁護,農業效率得到快速提高,還被相關部委肯定,作為先進經驗推廣[[20]]

    十九大報告提出,“完善承包地三權分置制度。在農民大量進城務工,土地承包權與經營權分離的條件下,放活經營權發揮市場基礎作用,面臨自發交易成本高的問題。如果發揮集體土地所有權的發包、調整、收回等權能,以集體組織為中介整合地權對外流轉,就可以在落實所有權、穩定承包權基礎上,穩步實現土地流轉和經營的效率。

    3、強化政府服務促進農業轉型

    在村戶中的中年人群體較復雜。小農兼業戶除種幾十畝地,還會養雞養豬、在周邊打零工。其他中年人經營土地規模小,卻圍繞土地發展相關產業。如有農戶自購拖拉機、插秧機,在服務自身的同時出售農業服務,有農戶從事小型加工如開打米廠,有農戶從事商貿業如開農資店。隨著城市經濟的變遷,中年人群體不斷分化,部分農戶不甘于農業“增產不增收“,將大量的非農收益投入農業領域,以對接市場擴大農業產業化收入。隨著資金投入數量的增多,對要素的吸納能力增強,農業就進入資本化軌道。

    先來看承包地投入。如果說在發達地區農村,城市就業機會較充分,農業不再是勞動力蓄水池,只要調整生產方式,可助推農業現代化,在中西部一般農村,農民順利進城是一個長期的過程,農業在農民家庭收益中不占主導,但依然是家庭再生產構成部分。在完全進城戶占比不超過10%,不完全進城戶占多數條件下,在村戶流轉一定規模的土地,且流轉的大部分土地不穩定,就具有階段合理性。當城市經濟水平進一步提升,農民在城市就業能獲得不錯的收入,完全進城戶的有序增多,將使土地流轉越發穩定。不同農村人地關系狀況不同,有些地方出現去過密化的態勢,在村戶就擴大流轉模持續投資。前述小農農業變為家庭農場,根本原因是繼續流轉土地,邊際效益遞減但是不為負。盡管有部分進城戶回來要地,城鄉經濟結構決定耕種規模,家庭農場主因此購買機械,將可耕種的土地復墾出來,并逐漸產生對接大市場的訴求。只要政府建立健全土地流轉市場,搭建平臺完善交通、信息等設施建設,提供技能培訓增強農民素質,降低企業對接農戶的成本,公司+農戶、訂單農業等形式的發展,就會帶來農村產業結構的調整,農民就業結構隨之發生變化。

    再來看非承包地投入。市場經濟下的一般農村不是封閉的,農民根據能力和機遇選擇務工或者務農,城市資本根據市場變化選擇是否進村。資本進入農村有兩種方式,投入承包地和投入非承包地。根據1990年代的四荒拍賣政策,2003年的林業產權改革制度, 2010年后的林權抵押貸款意見,四荒地、林地可按照市場原則,不再區分主體是否為村莊集體成員,進行長時段正規化的流轉。由于四荒地、林地開發困難,有些村要償還債務或從事公共建設,政府又有推動流轉的動力,不少地方就實施低價流轉。有研究認為,林業是綠色銀行,每年都會不斷增長,是資本最好的避險投資領域[[21]]。最近10年,隨著城市經濟快速發展,對園林綠化建設的需求快速提高,不少資本出于產業發展的需要,在農業型鄉鎮建立苗木市場,與四荒地、林地經營戶對接。資本利用市場優勢和信息優勢,引導農戶種植廣玉蘭、桂花等。苗木種類不同,市場需求不同,利潤和風險有差異。那些愿意承受市場風險的農戶,就多流轉土地種市價高的苗木,普通農戶多種市價一般的苗木,更為保守的農戶則是轉出土地,在苗木市場打工獲得穩定收入。苗木市場的活躍促進了新型經營主體形成,公司+基地+農戶、農民合作經濟組織發展。

    不同城市經濟發展及土地資源稟賦不同,務工和務農在一般農村的表現不同,但是,只要政府加強專業化市場建設,增強網絡物流體系,促進電子商務普及,降低農村市場化成本,就將促進農村小微產業的生根發展,包括苗木在內各類產業形態,就會引導不同層次農民漸次調整就業結構。盡管該類市場發展帶來貧富分化,卻不會因土地過度集中引發沖突。當農村就業結構與產業結構同步發展,有限度的階層分化就會激發社會活力,農戶就會逐步進入市場對接現代農業。

    五、結語

    林毅夫等人認為,遵循比較優勢按照稟賦結構選擇產業結構,資本積累最多、要素稟賦提升最大、技術運用提升最迅速[[22]]。如果不了解一般農村產業的現狀,不首先解決小農戶與大生產的矛盾,卻以行政力量推動其對接大市場,將帶來寶貴政策資源的浪費,制造出諸多的社會經濟矛盾。

    當中西部一般農村的鄉村振興方案,能立足實際而非借鑒發達農村,能立足實際而非借鑒沿海發達農村,不是將促進非農產業發展放在首位,而是將發展農業保障小農就業作為核心,完善農業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保障村社集體整合細碎化土地的空間,加強土地流轉和專業市場建設步伐,逐步引導小農戶對接大市場、小農農業向現代農業過渡,農民就業調整與產業發展的相互促進,就將促進鄉村振興戰略有序實現。

    參考文獻



    []中央高校基本科研業務費項目(2018ggzy-03)。

    [] 具體估算和探討可參見熊萬勝.郊區社區的基本特征及其鄉村振興議題[J].中國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8(4);賀雪峰.關于鄉村振興戰略的幾個問題[J].南京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8(3)

    [] 引自辜勝阻.解決我國農村剩余勞動力問題的思路與對策[J].中國社會科學,1994(5)

    [] 黃宗智指出兩種原因,一是社會政治體系形塑出的農場主觀念是,富貴之途不在經營農業而是進入商業和仕途,二是農場主持有的資本不夠豐富,又面臨社會分層和家庭生產壓力。就調查情況看,家庭農場主大多正在或曾經擔任村干部,從事開農資店、跑運輸等經營活動。參見黃宗智.華北的小農經濟與社會變遷[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4:151-152,169-171

    [] 鄭某流轉土地價格1500/畝,我們以2012年畝產最高,500畝為一個片區計算,某片8個工人,工資1000/月,只支付半年,為4.8萬元。臨時工3-4個,35/天,140*500=7萬元,底肥,150*0.85=127.5元,種子5*30/=150元,農藥100/畝,尿素等20/畝,機械插秧120/畝,機械收割120/畝,旋耕為120/畝,育秧材料50/畝,水電費為50/畝,共花費近1000/畝,畝產收益1800*1.3=2340元,(2340-1000-1500*500,共虧損8萬元。加上4.8萬工資,共虧損12.8萬元。要注意的是,上述計算不包含固定投資、機械折舊。



    [[1]] 韓俊.新時代鄉村振興的政策藍圖[N].人民日報,2018-2-5.

    [[2]] 葉興慶.新時代中國鄉村振興戰略論綱[J].改革,2018(1).

    [[3]] 溫鐵軍.生態文明與比較視野下的鄉村振興戰略[J].上海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8(1).

    [[4]] 李昌平.中國鄉村復興的背景、意義與方法.探索與爭鳴[J],2017(12).

    [[5]] 賀雪峰.誰的鄉村建設.探索與爭鳴[J],2017(12).

    [[6]] 桂華.東中西部鄉村振興的重點有何不同[J].人民論壇,2018(12).

    [[7]] 賀雪峰.關于鄉村振興戰略的幾個問題[J].南京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8(3).

    [[8]] 杜潤生.杜潤生改革論集[M].北京:中國發展出版社,2008:111.

    [[9]] 劉銳.靠什么力量調整農村產業結構[J].綠葉,2015(11).

    [[10]] 蔡昉等.中國農村改革與變遷[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122.

    [[11]] 國家統計局編.中國統計年鑒2014[C].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2014:165

    [[12]] 張紅宇.實現鄉村振興戰略需要進一步深化農村改革[J].農村經管管理,2017(11).

    [[13]] 王亞華.什么阻礙了小農戶和現代農業發展有機銜接[J].人民論壇,2018(6).

    [[14]] 陳錫文.我國城鎮化進程中的三農問題[J].國家行政學院學報,2012(6).

    [[15]] 陳義媛.資本主義式家庭農場的興起與農業經營主體分化的再思考[J].開放時代,2013(4).

    [[16]] 陳義媛.資本下鄉:農業中的隱蔽雇傭關系與資本積累[J].開放時代,2016(5).

    [[17]] 王德福.制度障礙抑或市場不足[J].求實,2017(5).

    [[18]] 賀雪峰.城市化的中國道路[M].北京:東方出版社,2014:204-205.

    [[19]] 馮小.公益懸浮與商業下沉:基層農技服供給結構的變遷[J].西北農林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7(3).

    [[20]] 王海娟編著.農地細碎化的公共治理之道[M].武漢:華中科技大學出版社,2017:302-309

    [[21]] 溫鐵軍,楊帥編著.三農與三治[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6:201.

    [[22]] 林毅夫,劉明興.經濟發展戰略與中國的工業化[J].經濟研究,2004(7).

  • 責任編輯:whj
  • 相關文章
  • 發表評論
  • 評分: 1 2 3 4 5

        
  • ·請遵守中華人民共和國其他各項有關法律法規。
  • ·用戶需對自己在使用本站服務過程中的行為承擔法律責任(直接或間接導致的)。
  • ·本站管理員有權保留或刪除評論內容。
欢乐生肖最精准人工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