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找回家庭:家庭發展能力與中國社會活力

    李永萍[1]

    (南開大學周恩來政府管理學院  300350

     

     

    當代中國家庭轉型的復雜性

    家庭是社會的基本細胞。改革開放以來,以市場化為核心的現代性力量逐漸進入中國廣袤的農村社會,農民家庭逐漸從相對封閉和靜態的村莊場域中進入日益開放和流動的社會之中。在此過程中,農民家庭經歷了巨大的轉型。發端于西方的家庭現代化理論是目前學界解釋中國家庭轉型的重要范式,在家庭現代化理論的視閾之下,中國的家庭轉型具有如下幾個突出特點:家庭結構趨于核心化[[1]][[2]][[3]]、家庭關系離散化[[4]][[5]]、家庭功能逐漸弱化和外化[[6]]、家庭倫理弱化并經歷了新的重構[[7]]。總體來看,家庭現代化理論突出了家庭轉型中的“分離”力量,這構成學界理解中國家庭轉型的基本方向。在家庭現代化理論的視角之下,中國的家庭轉型過程不僅弱化了家庭對原有家庭功能的承擔,而且給農民家庭帶來很多新的問題,例如養老問題、婚姻穩定性問題。當家庭自身無法解決或消化這些問題時,就需要社會力量和國家力量的介入,家庭因而成為社會和國家的負擔。然而,筆者及所在研究團隊在近年來的田野調研中發現,中國的家庭轉型并非一個單一和線性的過程。轉型中的家庭并非完全作為一個被動的被改造的對象,而是具有很強的能動性,家庭會根據自身在現代化進程中面臨的新問題和新需求對家庭成員和家庭資源進行新的動員和整合,以應對家庭再生產和家庭發展的需要。家庭的能動性不僅塑造和激活了家庭自身的發展能力,而且成為中國社會活力的重要源泉。

    實際上,目前學界關于中國家庭的研究存在一個很大的缺陷,即家庭研究忽視了家庭本身,常常陷入相對個體化的視角。這一視角帶來的問題是,家庭研究中往往不見家庭,而只關注家庭中的某個群體、某種家庭問題、或者是某個家庭生活片段,缺乏整體的家庭視野。在這一視角之下,中國的家庭轉型成為一個問題化的過程,例如留守老人、留守兒童等等,農民家庭不堪重負,家庭成為社會和國家的負擔。然而,當我們真正以家庭整體的視角來看待家庭轉型時,就能在這些表象的“問題”背后看到中國家庭所具有的能動性和發展性的一面。因此,家庭研究需要有整體的視野,需要回到家庭本身,唯有如此,才能看到中國家庭的活力,以及中國家庭對于中國社會發展的重要性。

     

    功能性家庭:現代化進程中的家庭實踐形態

    中國的家庭與西方的家庭具有不同的性質和特征。對于中國人而言,家庭不僅是一個財產單位和政治單位,而且還是一個價值單位,家庭是中國人安身立命的基本載體[[8]]。中國的家庭制度具有很強的立體性特征,表現為“倫理—結構—功能”的三位一體,家庭倫理、家庭結構和家庭功能三者共同構成家庭的豐富內涵。在傳統的家庭制度中,家庭倫理居于主導性地位,并依托家父長權威來踐行家庭倫理。而家庭結構和家庭功能居于從屬性地位,家庭結構如何安排以及家庭功能如何發揮都要受到家庭倫理的主導,由此呈現為“倫理性家庭”的形態[[9]]。在倫理性家庭的形態下,家庭政治具有明確的邊界和原則,家庭功能主要圍繞人口的繁衍和撫育(即“傳宗接代”)等目標展開。然而,隨著現代性力量的浸入,農民家庭面臨的壓力越來越大,但家庭的功能并沒有在現代性力量的沖擊下弱化,反而表現出了相當的韌性,從而在家庭轉型過程中塑造了“功能性家庭”[[10]]的實踐形態。

    在《鄉土中國》一書最后,費孝通對“功能”有如下論述,“社會變動得快,原來的文化并不能有效地帶來生活上的滿足時,人類不能不推求行為和目的之間的關系了。這時發現了欲望并不是最后的動機,而是為了達到生存條件所造下的動機。于是,人開始注意到生存條件本身了,——在社會學里產生了一個新的概念,‘功能’。功能是從客觀地位去看一項行為對于個人生存和社會完整上所發生的作用。功能并不一定是行為者所自覺的,而是分析的結果,是營養而不是味覺。這里我們把生存的條件變成了自覺,自覺的生存條件是‘需要’,用以別于‘欲望’”[[11]]。由此可見,功能主義強調的是行為或現象的功能合理性與功能適應性,體現了農民生活秩序的自發性。然而,現代性進村打破了農民“過日子”的“自然狀態”,凸顯了家庭的功能維度。在傳統家庭制度結構中居于從屬地位的“功能”受到現代性壓力的激活與強化,并反過來再造了家庭的結構與倫理。

    不同于倫理性家庭,功能性家庭是在家庭功能的統攝和規定下形成的非均衡的、且蘊含著擴張性力量的家庭形態,為農民家庭迎接現代性力量提供了有效的媒介。功能性家庭是現代化進程中農民家庭能動性適應的家庭實踐形態,它具有如下幾個特征。第一,通過“代際合力”的方式積累家庭資源。功能性家庭能夠根據家庭發展的需要對家庭勞動力進行最優配置,以最大化地積累家庭資源。功能性家庭內部普遍形成了以代際分工為基礎的“半工半耕”[[12]]的家計模式,即年輕的子代家庭外出務工,年老的父代家庭在村務農,并且順便照顧孫代,這樣一個農民家庭內部就有務農和務工兩筆收入,從而在經濟上就能達到村莊社會的中上等水平。第二,家庭資源向子代核心家庭集聚。功能性家庭的資源積累主要通過代際合力的方式完成,資源分配上則主要向子代核心家庭集聚,家庭資源的配置邏輯遵循家庭功能最大化的原則,以實現特定的家庭發展目標。在家庭轉型過程中,農民家庭再生產的難度和成本都不斷提升,父代家庭必須要源源不斷地為子代家庭輸送資源,突破有限的家庭資源在家庭成員內部均衡分配的格局。第三,以實現家庭整體的發展和流動為最終目標。功能性家庭的目標不僅在于實現家庭的基本再生產,即完成父代傳宗接代的基本人生任務,而且還要盡力實現家庭的發展和向上的社會流動,即實現以子代家庭為核心的家庭城市化的目標。因此,功能性家庭是一種發展型的家庭形態,并且對家庭結構和家庭倫理進行再造。在家庭結構上,功能性家庭主要表現為“新三代家庭”的形態[[13]]。相對于傳統的三代家庭而言,新三代家庭超越了分家事件對于家庭結構裂變的影響,父代與子代的關系不因分家而弱化;在家庭倫理上,功能性家庭強化了父代對子代的倫理責任,父代的人生任務鏈條延長,以盡可能多地幫助子代家庭,增強子代家庭在婚姻市場和城市化進程中的競爭力。

    那么,需要進一步追問的是,在現代化進程中為什么會形成功能性家庭?筆者認為,這主要源于農民家庭再生產模式之變,即從簡單家庭再生產轉變為擴大化家庭再生產。在現代性力量進入村莊社會和農民家庭之前,農民家庭主要是一種簡單家庭再生產模式,家庭再生產的基本目標是維持家庭生活的正常運轉和完成父代傳宗接代的人生任務。然而,現代性力量的進入沖擊了農民家庭的簡單再生產模式,極大地提升了家庭再生產的目標和難度,形成擴大化家庭再生產的模式。擴大化家庭再生產不僅要實現傳宗接代和家庭繼替的目標,而且還要實現以向上的社會流動為核心的家庭發展目標。在當前大多數農村地區,家庭發展的目標主要表現為家庭城市化的目標,并且,這一目標往往與子代的婚姻相互捆綁,成為子代婚姻達成的必備條件之一。在此情況下,農民家庭發展主義目標的實現與傳宗接代的人生任務的完成相互嵌入,從而使得農民家庭不得不被卷入其中。因此,在擴大化家庭再生產模式之下,家庭的功能不再局限于維持簡單家庭再生產,而是逐漸突破倫理本位的家庭制度,進而使得家庭成為農民進行資源整合和資源積累的主要載體,并服務于向上社會流動的目標。在此意義上,在家庭轉型過程中,家庭固然向社會和國家讓渡了部分功能(如教育、生產等),但是,家庭的某些功能卻得以強化,并塑造了功能性家庭的實踐形態。

    實際上,當前農村中的“留守老人”和城市中的“老漂族”這兩個群體,其背后都承載了一個功能性家庭。在現代化和城市化進程中,子代家庭主要以進城務工為主,而父代家庭則根據子代家庭發展的需要,可能留守鄉村,也可能進入城市成為“老漂族”。父代不管是留守農村成為“留守老人”,還是進入城市成為“老漂族”,都是為了幫助子代家庭分擔生活壓力,減輕子代家庭的負擔,讓子代家庭能夠有更多的時間和更好的精力投入到工作之中,以更好地積累家庭資源。因此,當我們僅僅只看到“留守老人”或“老漂族”這一群體,而忽視其背后的家庭時,我們很容易以一種問題化的視角來看待農村老年人的處境。然而,一旦我們從家庭整體的視野出發,就能看到“留守老人”和“老漂族”背后所蘊含的家庭的巨大發展能量。

    在這個意義上,功能性家庭是農民對接現代性力量的主要媒介和載體,也是農民家庭主動回應現代性壓力的產物,它賦予農民家庭以極強的能動性和主體性。在功能性家庭內部,父代與子代的合力涌現出持續的能量,這些能量和資源不是彌漫和分散于整個縱向家庭之中,而是向子代家庭集聚,功能性家庭因而構造了中國式社會流動的獨特路徑。通過將所有的資源集中到家庭的擴大化再生產過程,轉型時期的農民家庭涌現出巨大的活力,并為農民的家庭發展和社會流動提供了富有韌性的推動力,構筑了實現中國夢的堅韌基礎。因此,功能性家庭奠定了中國發展型社會結構的基礎。

     

    家庭發展能力與中國社會活力

    功能性家庭反映了家庭倫理、家庭結構和家庭功能等要素配置模式的變化,強化了以功能而非倫理為核心的家庭整合與家庭正義。功能性家庭提供了理解中國農民家庭轉型的經驗視野。然而,作為一個定性概念,功能性家庭雖然顯化了“功能”的敏感性,但如何將其置入中國家庭轉型豐富生動的經驗場景中,是一個有待進一步探討的問題。那么,功能性家庭是如何通過對家庭資源的整合和家庭成員的動員來應對現代化帶來的壓力?為此,筆者進一步提出“家庭發展能力”這一概念,試圖從家庭發展實踐機制的層面揭示家庭整體視野中的功能激活路徑。可見,功能性家庭是家庭發展能力釋放的基礎,而家庭發展能力進一步定義了家庭功能調控的路徑和方向。家庭發展能力的核心即通過家庭實現向上社會流動的能力,它是理解中國社會活力的秘密。

    具體而言,理解農民家庭發展能力的構成,主要有兩個不可或缺的維度:一是家庭的資源積累能力,這決定了家庭所具有的發展潛力;二是家庭資源如何配置,這決定了家庭發展潛力能否真正轉化為家庭發展能力。因此,一定的資源積累是影響家庭發展能力的基礎性要素,但并非有了經濟資源,就一定可以實現家庭發展能力的提高。一定的經濟資源只是表明這個家庭具有發展的潛力,但發展潛力能否真正轉化為家庭發展能力,還取決于如何使用家庭資源。基于此,筆者提煉出三個影響家庭發展能力的變量,分別為:半工半耕的家計模式、代際關系的整合程度以及家庭目標的調控方向。下文中,筆者將分別從三個變量闡釋家庭發展能力的構成。

    首先,“半工半耕”是影響農民家庭發展能力的基礎變量。在全國統一的勞動力市場已經形成的背景下,年輕子代外出務工、年老父代在家務農的“半工半耕”的家計模式是農民家庭勞動力配置的最優方式。在“半工半耕”的家計模式中,“半耕”在本質上體現為農民與土地的關系,即人均土地的多少以及農業剩余的多少;而“半工”在本質上體現為農民與市場的關系,即家庭勞動力進入市場的廣度和深度。其中,“半耕”相對而言是一個常量,因為農民與土地的關系是相對固定的,個體很難在根本上突破人地關系的結構性約束。而“半工”則是一個變量,全國統一的勞動力市場提供了豐富多樣的市場機會,家庭內部只要有勞動力,就可以進入市場務工。因此,半工半耕是一個彈性的概念,這種彈性賦予農民家庭自主選擇和自主調配的空間。并且,“半耕”與“半工”之間相互影響:一般而言,如果一個地區“半耕”較弱,農業剩余較少,往往會激發當地農民更早進入市場務工;而如果一個地區的“半耕”較強,農業剩余較多,則會滯緩當地農民進入勞動力市場的時間和程度。因此,不同的“半耕”與“半工”的組合形塑出不同強度的“半工半耕”模式,這構成農民家庭發展能力的基礎。

    其次,“代際合力”是影響家庭發展能力的重要變量。“以代際分工為基礎的半工半耕”的家計模式實際上體現了農民家庭對家庭勞動力的充分動員和整合,這其中內含了代際關系的動員與整合模式,并通過“代際合力”的程度體現出來。“代際合力”主要是指父代家庭和子代家庭之間在勞動力配置上的整合程度,以及父代家庭對子代家庭的支持力度。例如,父代家庭是否會承擔幫助子代結婚的任務、父代家庭是否要幫助子代家庭帶小孩以及在子代結婚之后父代是否會在資源上繼續資助子代家庭,都成為衡量代際合力的重要維度。“代際合力”的強度直接影響了家庭勞動力的配置狀況,進而影響家庭的資源積累能力。調研發現,凡是代際之間合作程度更高的家庭,其家庭資源積累能力往往更強。實際上,在當前農民家庭普遍面臨發展性壓力的背景下,父代對子代的代際責任普遍得以強化,因而大部分農民家庭的代際合力都比較強。有效的代際合作賦予農民家庭以更大的能動性和選擇性,不僅可以拓展家庭策略的空間,而且還能降低家庭在現代化進程中面臨的風險,這是提升家庭發展能力的重要因素。相反,當代際合力和代際關聯較弱,農民家庭內部就難以展開有效的分工。例如,當代際分工不具有可行性時,農民雖然可以選擇夫妻分工(夫妻雙方其中一方外出務工,一方在家務農),但這種模式降低了資源集聚能力,而且可能危及家庭本身的穩定性。

    再次,家庭目標不僅影響家庭資源的分配方式,而且還決定了家庭發展潛力能否轉化為家庭發展能力。在不同的家庭目標之下,農民家庭會形成不同的家庭策略。根據筆者在各地農村的田野調研,可以將農民的家庭目標劃分為三個層次,分別為生活型目標、維持型目標和發展型目標。在生活型目標之下,農民家庭更為注重當下的生活體驗和生活享受;在維持型目標之下,農民家庭主要關注傳宗接代的人生任務的完成;在發展型目標之下,農民家庭更為關注家庭的流動和發展,并通過教育和城市化等方式實現家庭的流動。因此,家庭目標是影響農民家庭發展能力的關鍵變量,家庭目標的層次決定了家庭發展潛力能否轉化為家庭發展能力。根據筆者及團隊成員在全國各地農村的調研發現,云貴等地農民普遍重視家庭日常生活消費,農民家庭不僅缺乏資源積累的動力,而且缺乏發展型目標的引導,因而家庭發展能力較弱。相對而言,在東部發達地區的農村以及江漢平原的農村,農民家庭有限的家庭資源往往大部分轉化為教育資源投入,從而改變了家庭再生產的既定路徑。總體來看,隨著現代性力量逐漸打破農民家庭以“過日子”為核心的平穩狀態,大部分農民家庭都面臨實現發展型目標的壓力,在此情況下,農民家庭在資源配置方向上逐漸壓縮其生活性需求,更為重視將家庭資源投入到發展型目標之中。因此,家庭目標給農民的家庭生活提供了指引和方向感,并成為塑造家庭發展能力的核心要素。

    上文的分析表明,半工半耕的家計模式、代際關系的整合程度以及家庭目標的調控方向是影響農民家庭發展能力、激活家庭功能的三個重要因素。其中,半工半耕為農民的家庭發展提供了基本的資源基礎,代際合力通過家庭內部的主體整合和關系動員拓展了農民資源積累的能力和空間,這兩個因素決定了家庭發展潛力的大小;而家庭目標調控則決定了家庭發展潛力能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轉化為家庭發展能力。可見,在現代化進程中,農民家庭并非完全是一個被改造的客體,也并非不堪一擊,相反地,農民家庭通過家庭資源整合、家庭主體動員以及家庭目標調控等方式主動地回應現代性帶來的壓力。在此意義上,正是現代性力量給農民家庭帶來的壓力進一步釋放和激活了農民家庭的功能維度,并通過家庭發展能力的提高來有效回應現代性壓力,從而賦予農民家庭以高度的韌性和彈性。這種韌性和彈性,正是中國農民家庭保持活力的秘密,也是中國社會充滿活力和向上流動可能性的秘密。

     

    找回家庭

    功能性家庭是一種發展型家庭結構,它強調了家庭的發展可能性。因此,立足功能性家庭的形態,有助于超越家庭研究的問題化視野,揭示轉型過程中農民家庭的發展邏輯。如上文所述,當前學界關于中國家庭研究一個最突出的問題是忽視了家庭,因此往往以一種問題化的視角來審視家庭轉型和轉型家庭。例如,在研究農民工問題時,學界普遍只關注農民工在外出務工過程中經歷的各種艱辛,因此得出“農民工真苦”的結論;而沒有看到農民工背后的家庭,沒有看到家庭為外出務工的農民工提供的倫理支撐和意義支撐。正是因為有了家庭的支撐,農民工才能忍受在打工過程中所有的艱辛和困難,他們雖然干著又臟、又苦、又累的活,卻因生活意義感的支撐而并不覺得辛苦。他們外出務工是為了完成自己的人生任務和家庭目標,因此在工作中就充滿了動力,生活中就充滿了期待,就能忍受外人看來又臟又苦又累的活。又如,在研究農村老年人問題時,很多學者過于渲染留守老人的辛酸,忽視了留守老人背后的家庭,正是因為有了家庭,他們的留守才是有意義和有價值的。因此,我們在研究農民工和留守老人等群體時,不能只看到其生活的艱辛和苦難,更應該看到其豐富和有意義的價值世界,而后者正是家庭為其提供的。

    因此,當前的中國家庭研究亟需“找回家庭”。找回家庭在此主要有兩層含義:一是家庭研究要有家庭的整體視野,不能只見家庭中的“個體”而忽視家庭本身;二是家庭研究要看到家庭對于個體的價值和意義,正視家庭為個體行為提供的倫理支撐和價值支撐。當我們“找回家庭”之后,就能看到中國的家庭是非常有彈性和活力的,這種彈性表現在,家庭勞動力可以根據家庭發展的需要進行靈活配置,以充分動員和整合家庭資源,這是中國農民家庭應對現代性壓力的主要方式。在家庭的彈性背后,則是家庭的倫理性和價值性。家庭是中國人的宗教,是中國人生活價值和人生意義的實現載體。在現代化和城市化進程中,正是因為家庭倫理和家庭價值的支撐,才使得父代能夠無怨無悔地為子代付出,即使這種付出看起來具有一定的“剝削”性質,但對于父代而言,他們是心甘情愿的。正如進入城市的“老漂族”一樣,雖然他們在進入陌生的城市時心里會有惶恐和緊張,但為了子代家庭更好的發展,他們心甘情愿做出犧牲。然而,我們也不必為轉型期父母的行為抹上過于悲情的色彩,實際上,他們在為子代付出的過程中所體驗到的成就感、價值感和意義感,是任何人和任何事都替代不了的。

    我們必須承認,當前中國正在經歷的家庭轉型是有代價的,給家庭帶來很多新的問題,并且家庭中的部分成員會更多地承受家庭轉型的代價。但是,我們也不能過于渲染農民家庭在轉型過程中所承受的痛,如果將農民個體放置到其所處的家庭之中,我們就能看到這暫時的痛苦背后所涌現出的活力和希望,這種活力和希望構成為所有家庭成員共享的價值。因此,當我們有了家庭的整體視野之后,就能看到中國家庭的彈性、韌性和價值性。基于此,家庭研究不能只研究家庭中的某個群體、某個生活片段以及某個具體的問題,家庭研究要回到家庭本身,要有整體的視野。只有回到家庭本身,才能對家庭中具體的事和具體的人有更為整體性和立體性的理解,才能明了個體行為背后的價值和意義所在,才能看到家庭構成為中國社會活力的微觀基礎。

    此外,雖然中國的家庭轉型具有很強的活力和彈性,但家庭并非一個孤立的生活領域和純粹的私人生活單元,家庭具有公共性。因此,家庭并不排斥國家力量的介入,相反,如何更好地激活家庭的功能與活力,需要政府一定程度的介入和引導。一個基本的共識是,國家力量要適度引導家庭功能的發揮,但國家力量也要避免取代家庭的功能。因此,家庭政策的制定要重視以下兩個方面:其一,家庭政策要以家庭為載體,而非繞過家庭直接對接個體;其二,在國家力量與家庭自主性之間保持平衡、在政府責任與家庭責任之間找到平衡點,是當前的家庭政策應該關注的重點。有效的家庭政策應該是通過政府的適度引導和支持激活家庭的功能和潛力,而非讓外部社會系統完全取代家庭功能的發揮。總而言之,如何夯實家庭制度的基礎,讓家庭能夠為個體提供更大的功能支撐和價值支撐,是國家在制定家庭政策時應該關切的核心。

     

    注釋:



    [1] 作者簡介:李永萍,南開大學周恩來政府管理學院助理研究員。



    [[1]] 費孝通:《論中國家庭結構變動》,載《天津社會科學》1982年第3期。

    [[2]] 曾毅等:《中國家庭結構的現狀、區域差異及變動趨勢》,載《中國人口科學》1992年第2期。

    [[3]] 王躍生:《當代中國城鄉家庭結構變動比較》,載《社會》2006年第3期。

    [[4]] 賀雪峰:《農村家庭代際關系的變遷——從“操心”說起》,載《古今農業》2007年第4期。

    [[5]] 劉燕舞:《從核心家庭本位邁向個體本位——關于農村夫妻關系和家庭結構變動的研究》,載《中共青島市委黨校學報》2009年第6期。

    [[6]] 唐燦:《家庭現代化理論及其發展的回顧與述評》,載《社會學研究》2010年第3期。

    [[7]] 郭于華:《代際關系中的公平邏輯及其變遷——對河北農村養老事件的分析》,載《中國學術》2001年第4期。

    [[8]] 錢穆:《靈魂與心》,九州出版社2011年版。

    [[9]] 梁漱溟:《中國文化要義》,安徽師范大學出版社2014年版。

    [[10]] 李永萍:《功能性家庭:農民家庭現代性適應的實踐形態》,載《華南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8年第2期。

    [[11]] 費孝通:《鄉土中國 生育制度》,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

    [[12]] 夏柱智、賀雪峰:《半工半耕與中國漸進城鎮化模式》,載《中國社會科學》2017年第12期。

    [[13]] 杜鵬、李永萍:《新三代家庭:農民家庭的市場嵌入和轉型路徑——兼論中國農村的發展型結構》,《中共杭州市委黨校學報》2018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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