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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楓橋經驗:基于群眾工作方法的檢視

     

    導語:在2013年紀念毛澤東同志批示楓橋經驗”50周年大會前夕,習近平同志作出重要指示,強調把楓橋經驗堅持好、發展好,把黨的群眾路線堅持好、貫徹好。20181112日,紀念毛澤東同志批示學習推廣楓橋經驗”55周年暨習近平總書記指示堅持發展楓橋經驗”15周年大會在浙江紹興召開。會議指出,習近平總書記關于堅持創新發展楓橋經驗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戰略,是推進基層社會治理現代化的根本遵循。本文指出,楓橋經驗的可貴之處在于,它在堅持群眾工作方法的同時,針對社會主要矛盾的變化,深耕基層社會治理,創造性地轉化原有經驗。作為一個經驗對象的楓橋經驗,是農村基層社會治理的典范;但作為一個具有實踐指導意義的理論抽象,楓橋經驗體現了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法治思想,揭示了基層社會治理的一般規律。

     

    20181112日,紀念毛澤東同志批示學習推廣“楓橋經驗”55周年暨習近平總書記指示堅持發展“楓橋經驗”15周年大會在浙江紹興召開。會議指出,習近平總書記關于堅持創新發展“楓橋經驗”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戰略,是推進基層社會治理現代化的根本遵循,引領創造了經濟持續健康發展、社會大局持續安全穩定“兩個奇跡”,充分表明了以“楓橋經驗”為重要內容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社會治理體系具有獨特優勢。1963年,浙江楓橋干部群眾在改造“四類分子”的實踐中,創造了“在黨的領導下,發動和依靠群眾,堅持矛盾不上交,就地解決,實現捕人少、治安好”的“楓橋經驗”,并成為全國政法綜治戰線的一面旗幟。在2013年紀念毛澤東同志批示“楓橋經驗”50周年大會前夕,習近平同志作出重要指示,強調把“楓橋經驗”堅持好、發展好,把黨的群眾路線堅持好、貫徹好。“為了群眾,依靠群眾”是“楓橋經驗”的核心要義,也是55年來“楓橋經驗”歷久彌新的關鍵所在。因此,從群眾工作方法角度檢視“楓橋經驗”的理論與實踐內涵,具有重要意義。本文基于楓橋鎮基層社會治理的經驗調查,對“楓橋經驗”的歷史嬗變及當代實踐進行闡釋,并嘗試探討新時代政法思想的主要特征。

    一、“楓橋經驗”的產生過程

    中國共產黨在長期的革命和建設過程中,總結出了具有中國特色的國家治理新傳統——群眾工作方法。其主要內涵是,“凡屬正確的領導,必須是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如此無限循環,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確、更生動、更豐富”。“楓橋經驗”是政法工作走群眾路線的產物,經過了“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再從群眾中來—再到群眾去”的循環過程。隨著循環的增加,“四類分子”改造工作越來越正確、生動和豐富。

    群眾路線是一種逆向政治參與模式,是中國特色的科學決策模式。在群眾路線的決策模式里,清晰的決策階段并不存在;整個決策過程被看作一個周而復始、無限循環的過程,由領導與群眾的不斷互動組成。大致而言,“楓橋經驗”體現了5個相互區別,卻密切相聯的具體工作方法。這些工作方法,遵循了群眾路線的決策模式,并與“四類分子”改造問題的認識及其政策循環相匹配。

    1. 一般號召。沒有普遍的、一般的號召,就不可能將群眾動員起來,也就無法真正落實政策。從政策過程看,一般號召包括議程設置和政策制定兩個環節。1962年中共中央基于過去一段時間國內主要矛盾的判斷,作出在農村開展社教運動的決定。其政策目標是,通過開展大規模的群眾運動,打退資本主義和封建勢力的猖狂進攻。從決策模式看,一般號召是一種雖有決策者提出,卻有較高群眾參與的“動員”模式。也因此,在一般號召的過程中,事實上存留了政策調整空間。社教運動的方向雖是明確的,但運動的方式方法則是有彈性的。因此,一般號召并不僅有利于提高政策執行效率,還有利于決策科學性。

    2. 個別試點。在群眾工作方法中,個別試點是考驗一般號召是否正確,充實一般號召內容的必要階段。一般而言,試點包括兩個階段:一是前試點階段,是一種前置于上級正式試驗的地方預先自主試驗。二是試點階段,表現為上級組織與自發進行的政策試驗共同推進。“楓橋經驗”一開始是浙江省委和諸暨縣委為貫徹中央決策而采取的地方自主試點。從結果上看,楓橋區充分運用了當地既有的政策工具,如“集體承包、專人負責、大家監督”的“四類分子”監督改造體系,亦充分運用了一般性的政策工具,如充分運用毛澤東主席關于少捕、少殺的講話精神動員群眾統一思想。正是有諸多省份的個別試驗,使得政策部門(公安部)可以獲得關于具體政策實施的信息,避免一般號召落空。

    3. 一般和個別相結合。本質上,一般和個別相結合的過程也是領導與群眾相結合的過程。“領導”通常關心決策統一性和普遍性,而“群眾”通常關心政策實施的適應性和特殊性。兩相結合,是通過政策試驗的第二個階段,即上級組織與自發進行的政策試驗共同推進來達成的。楓橋地區的“四類分子”改造之所以最終能夠成為一般性的指導文件,不僅在于個別試驗卓有成效,還在于決策者和政策部門將個別試驗上升為政策意圖。在公安部主要領導發現“楓橋經驗”符合決策意圖,而毛澤東同志將“楓橋經驗”的政策內涵概括為“矛盾不上交,就地解決”之后,公安部直接介入“楓橋經驗”的總結過程中,實現了一般號召和個別試點的有效結合。在政策過程中,一般和個別相結合的結果是,確定了解決方案的選擇,形成了完整的決策。“楓橋經驗”總結出來以后,即確立了各地通過說理斗爭的方式改造“四類分子”的方案選擇。

    4. 樹典型。試點結束后,意味著進入了政策執行階段。這一階段,決策者有了明確的政策目標、清晰的政策內容與具體的政策工具。一般而言,決策者可以通過發布行政命令,以命令形式推動政策落實。但群眾路線的工作方法是,政策執行并不簡單依賴于行政命令,而是通過“樹典型”來推動政策落實。在“樹典型”過程中,會呈現出“雙典型結構”,包括服務于決策的典型和服務于政策執行的典型。一個合理的典型,既是決策科學化的保障,亦是政策執行的推手。“楓橋經驗”作為一個在決策階段即被“發現”的典型,具有較強的示范意義。因其較為完整地體現了政策內涵,很自然地成為政策執行過程中的動員載體。通過最高領導人的肯定,以及各類會議和政策文件的強調,“楓橋經驗”具有了符號意義,成為正確改造“四類分子”政策的代名詞。

    5. 推廣。樹典型的真正目的是讓政策再次到群眾中去,反復依靠、動員、教育群眾,進而有效實施政策。從政策試驗的角度看,推廣典型意味著“由點到面”的過程,且伴隨著政策評估。如果說決策過程中產生的典型是豐富和完善一般號召(政策目標、內容、工具)的結果的話;那么,政策執行過程中的典型因經過多次反饋評估,已具有政策含義,進而轉化為一般號召。其突出表現是,決策者通過正式文件,將典型轉化為決策意圖,讓其它政策執行者遵照執行。

    二、“楓橋經驗”的群眾工作內涵

    “楓橋經驗”的主要內涵是:“發動和依靠群眾,堅持矛盾不上交,就地解決。實現捕人少,治安好”。從政策過程看,它包括三個方面的內容:“實現捕人少,治安好”是改造“四類分子”的政策目標。盡管中共中央在決定開展農村社教運動開始,“捕人少,治安好”即是政策目標的選項之一,但并不非常明確。直到包括楓橋在內的各地試點顯示實效后,這一政策目標才最終明晰。“堅持矛盾不上交,就地解決”是改造“四類分子”的主要政策內容。一方面,這意味著基層干部群眾是解決基層社會矛盾的主體;另一方面,這也意味著被治理者應該受到基層社會單元的規制與保護,而不能被簡單推向對立面。“發動和依靠群眾”是改造“四類分子”的主要政策工具。與專政工具相反,說服斗爭的方式在解決基層社會矛盾過程中更有優勢。這是被群眾路線所反復證明了的,亦是“楓橋經驗”的實踐所印證了的。

    從政策內涵看,“楓橋經驗”是群眾工作方法的具體運用,生動體現了依靠群眾、動員群眾和教育群眾等工作方法在社會治理中的威力。

    1. 依靠群眾。19495月諸暨縣農業合作化后,楓橋人民運用“集體承包、專人負責、大家監督”的四類分子監督改造制度,創立了依靠群眾監督改造“四類分子”的良好工作基礎。因此,從“楓橋經驗”的“前史”看,楓橋干部群眾在專門工作中具有“依靠群眾”的傳統。簡言之,專門工作并不由專門機關獨立承擔,而是充分依靠基層干部群眾和治保會等群眾性自治組織開展工作。社教運動中關于改造“四類分子”的試點工作,同樣是在“依靠群眾”中進行的,對“四類分子”的處理(包括管制、監督勞動、非正式社員、摘帽為社員5種情況)由群眾審議決定。因此,在“四類分子”的監督改造過程中,公安機關只起業務指導作用,實際工作基本上由群眾性自治組織承擔;“四類分子”的評審由治保會上報,公安系統備案、批轉。

    2. 動員群眾。組織和動員群眾是中國共產黨領導革命取得勝利的重要法寶,并在社會主義改造和建設過程中廣泛運用。從群眾工作方法角度看,動員群眾是將黨的正確主張轉化為群眾的意見,并讓群眾堅持下去的必須途徑。在“楓橋經驗”的形成過程中,浙江省委工作隊深入群眾,通過引導群眾敞開思想和展開辯論,運用歷史對比方法,回答了群眾提出的問題:是“文斗”(即擺事實,講道理的說理斗爭 ),還是“武斗”好? 少捕好,還是多捕好?最終,工作隊統一了干部群眾的思想,運用說理斗爭的方式對列為重點對象的47名“四類分子”進行改造,實現了捕人少、治安好。

    3. 教育群眾。通過說理斗爭的方式改造“四類分子”,是教育群眾的集中表現。運用說服教育,而非強制壓服的方法去解決人民內部矛盾,是群眾工作方法的一條基本準則。一般來講,凡屬于思想性質的問題,凡屬于人民內部的爭論問題,只能用民主的方法去解決,只能用討論的方法、批評的方法、說服教育的方法去解決,而不能用強制的、壓服的方法去解決。改造“四類分子”雖屬于處理敵我矛盾的范疇,主要依靠專政工具進行。但是,一方面,改造“四類分子”涉及到統一群眾的思想;另一方面,在改造“四類分子”過程中,還涉及如何看待“四類分子”親屬,如何有效發揮“四類分子”親屬在改造工作中的積極作用的問題。這方面都屬于人民內部矛盾的范疇。并且,除了那些罪大惡極者,絕大多數“四類分子”的改造屬于思想性質問題,即如何觸及靈魂,將其改造成社會主義新人。如此種種,決定了“楓橋經驗”具有鮮明的教育群眾色彩。群眾得到的教育是一些過激的看法得到了糾正;“四類分子”家屬也得到感動和理解,從而配合改造;而一些頑固的“四類分子”在公開辯論過程中,被反駁地啞口無言,進而改變了單純使用專政工具時的逆反情緒。

    綜上,“楓橋經驗”是新中國政法工作走群眾路線的必然產物,體現了有中國特色的基層社會治理實踐。這一特色主要體現為,專門工作并不簡單依賴于專門機關展開,而是充分運用群眾工作方法,努力做到領導與群眾相結合、一般與個別相結合,以實現基層社會的有效治理。

    三、“楓橋經驗”的創造性轉化

    “楓橋經驗”的可貴之處在于,它在堅持群眾工作方法的同時,針對社會主要矛盾的變化,深耕基層社會治理,創造性地轉化原有經驗。大致而言,“楓橋經驗”的發展歷程經歷了三個發展階段(見表1),具有鮮明的時代性。

    “楓橋經驗”在產生階段雖處于階級斗爭為綱的政治氛圍中,但其對處理敵我矛盾的方式方法進行了創造性轉化。將專門工作轉化為群眾工作。楓橋干部群眾中在改造“四類分子”的實踐中,并不簡單依靠公安機關等專門機關開展工作,而是充分依靠和發動群眾,依靠基層組織和基層干部群眾,采取“專群結合”的方式解決社會矛盾。將專政工作轉化為說理斗爭。在當時的時代背景下,“四類分子”雖屬于專政對象,但楓橋干部群眾卻賦予其辯解、參與社區活動的權利。這使得專門機關能夠慎用專政工具,擴大說服教育等人民內部矛盾處理方法的適用范圍。將社會控制轉化為思想教育。“四類分子”雖屬于社會控制對象,但“楓橋經驗”并不強調人身控制,而是通過就地改造,運用思想教育方式,試圖實現“人心”的改造。在這個意義上,“楓橋經驗”體現了人本主義精神,也與現代社區矯正理念有共通之處。因此,哪怕是在階級斗爭為綱的年代,“楓橋經驗”通過專群結合的工作方法,極大地緩和了階級矛盾,在“四類分子”改造和摘帽工作、改造“流竄犯”以及幫教失足青少年等工作中,發揮了積極作用。

    改革開放以后,我國社會主要矛盾轉變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生活需要和落后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黨和國家的工作重心也從以階級斗爭為中心轉到以經濟建設為中心。與此同時,中國社會出現了第一次犯罪高峰期,1979年全國刑事案首次突破60萬大關,1981年一舉躍升到89萬起。為扭轉日益嚴峻的社會治安形勢,197911月彭真親自主持的城市治安會議,確定了影響深遠的兩項措施:一是“嚴打”政策;二是社會治安綜合治理思想。“楓橋經驗”與時俱進,成為名副其實的社會治安綜合治理的典范。明確將專門工作至于黨和政府的領導之下。這意味著,社會治安綜合治理不僅要遵循公檢法等專門機關工作的基本準則,還要與黨和政府的中心工作相結合。一方面,專門工作需要借助于黨和政府的力量,形成齊抓共管的格局;另一方面,專門工作也需服務于黨和政府工作的大局,處理好改革、發展、穩定之間的關系。將專群結合擴展為綜合治理。“楓橋經驗”所繼承和發揚的專群結合傳統,本身就蘊含了依靠多部門、運用多種手段治理社會問題的思想做法。改革開放后,黨和政府在加強和改進社會治安工作中,逐步探索出了綜合治理的思想和方法,進而將專群結合拓展成為綜合治理。在綜合治理思想形成過程中,“楓橋經驗”同樣起到了示范作用。其中甚為重要的是,楓橋干部群眾中一手抓嚴打的同時,并未放棄運用“楓橋經驗”抓綜合治理。當地通過各鄉綜治辦的治安糾紛調解工作,以及運用幫教體系教育改造犯罪人員,使得社會治安大為好轉。以至于1990年底在中央決定加強社會治安綜合治理的時間節點,彭真還特別提到“楓橋經驗”在教育人、改造人的過程中整頓治安的啟示意義,并指示擇其適合現狀者推廣之。ƒ將單純的治理手段轉化為治理網絡。在社會治安綜合治理實踐中,楓橋干部群眾通過建立完善的基層組織網絡來實現綜合治理。這包括:通過建立完備的治保會來開展治安工作;通過建立三級糾紛調解組織來化解基層矛盾。進入21世紀以后,更是在鄉鎮一級建立綜治中心、大調解體系,進一步夯實社會治安綜合治理的工作基礎。

    進入21世紀以后,中國社會矛盾出現新形勢新變化,面臨著社會結構深刻轉型、利益格局深刻調整、人們思想觀念根本變化帶來的挑戰。2004年中共浙江省委提出平安浙江建設以來,“楓橋經驗”逐步從社會治安綜合治理的典范,轉化為新時期基層社會治理的典范。具體表現為:以社會建設統領基層社會治理。“楓橋經驗”承載著社會關系調節器的作用。在平安浙江建設中,“楓橋經驗”不再局限于治安好、犯罪少,也不再局限于單純保持社會穩定,而是著力解決發展中的不協調、不平衡及不可持續的問題,從而達到社會和諧目標。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層社會治理格局。近些年來,“楓橋經驗”通過強化黨委政府的主導作用,激活市場機制,調動社會組織活力,逐漸實現了各方力量共同參與社會建設,人民群眾共同參與社會治理,不同群體共享治理成果的社會治理新格局。與基層治理現代化同步。“楓橋經驗”是一個有中國特色的基層社會治理經驗,融合了中國傳統社會治理智慧、中國共產黨的先進性及西方社會治理的優秀成果。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建設以來,“楓橋經驗”充分體現了基層治理現代化的建設成果,其專業化、社會化、法治化和智能化水平都有大幅度提高。

    某種意義上,最近十多年來“楓橋經驗”的創新成果,為新時代“楓橋經驗”奠定了堅實基礎。首先,以社會建設統領基層社會治理,適應了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轉化。通過社會建設達到公平正義,正是解決新時代社會主要矛盾的重要途徑。其次,在十九大提出建立共建共治共享的社會治理新格局之前,“楓橋經驗”在完善“黨委領導、政府負責、社會協同、公眾參與、法治保障” 的社會治理體制創新上即作出了不少實踐經驗,這為共建共治共享認識的形成奠定了經驗基礎。再次,“楓橋經驗”為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頂層設計提供了基層探索。實踐證明,“楓橋經驗”在解決不同類型的社會矛盾中均發揮了積極作用,她在化解新型矛盾中的作用,以及采用的新方法,表明基層治理現代化正在穩步推進。

    四、“楓橋經驗”的時代內涵

    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發展不平衡不充分之間的矛盾。楓橋地區的社會主要矛盾呈現出鮮明的時代特征:新型社會矛盾凸顯。根據楓橋鎮有關數據顯示,當地社會矛盾出現了“四增一減”的趨勢,意外傷害、交通事故、民間借貸和勞資糾紛中增加,而贍養糾紛等傳統社會矛盾中減少。出現了不同利益群體之間的矛盾。在楓橋鎮及其所在的東部發達地區,由于工業化、城市化水平較高,使得社會的異質性程度較高。不同人群因有不同的文化、階層地位及生活習慣,產生了不同的社會矛盾。比如,紹興市有40萬外來人口,一些外來人口難以融入當地社會,在日常生活和工作過程中常常出現外地人和本地人之間的矛盾。再比如說,當地的民營經濟較為發達,出現了一批先富群體,而絕大多數普通群眾仍過著工薪階層的生活,勞方和資方之間的矛盾時有發生。甚至于,階層分化已經影響了村莊政治生活,富人治村導致先富群體壟斷村級權力,并排斥底層農民的政治參與,最終造成農民上訪等矛盾。ƒ社會矛盾更顯復雜。在楓橋鎮,越來越多的社會矛盾呈現出多種樣態、多重原因及多個群體相互交織的狀況,這極大地增加了社會矛盾的復雜性。比如,鄰里糾紛很可能以土地權屬爭端的方式呈現,而土地糾紛又涉及到不同時期的土地政策的沖突,導致民間糾紛容易轉化為官民沖突。再比如說,勞資之間的糾紛不單單是農民工與企業主之間的糾紛,還牽扯到外地人和本地人之間的隔閡。

    為適應社會主要矛盾的變化,“楓橋經驗”的群眾工作內涵具有亦有強烈的時代特征。首先,矛盾化解中的群眾工作對象更加多樣化。“楓橋經驗”中的矛盾化解對象不單單是當地農民,還包括當地群眾中的不同階層、不同利益群體,也包括外來人口。近些年來,楓橋鎮還通過組織建立鄉賢會等社會組織,既發揮其在社會治理中的作用,又為其解決切身利益,成功地將一些新的社會階層、利益群體納入群眾工作范圍內。其次,矛盾化解內容需更加豐富。近些年來,“楓橋經驗”不僅在社會治安管理等領域大顯神威,還在經濟建設和其它社會治理領域發揮著重要作用。再次,矛盾化解渠道更加暢通、方法更加多元。當前的“楓橋經驗”,一方面繼續通過綜治工作中心、大調解體系等暢通矛盾化解渠道,繼續運用傳統的調解方法化解社會矛盾;另一方面,通過互聯網等現代技術,進一步拓寬矛盾化解渠道,并著力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使矛盾化解方式更加多元。楓橋鎮調解志愿者協會會長老毛總結了楓橋調解等十個方法,包括聯合調解法、志愿者調解法、背面結合調解法、坐鎮調與下村調相結合調解法、情理法調解法、品牌調解法、速度型調解法、看臉色調解法、威信調解法、信調結合調解法,這充分說明了當前“楓橋經驗”中矛盾化解方法的多元性。

    五、新時代“楓橋經驗”的理論啟示

    2013年,在紀念毛澤東同志批示“楓橋經驗”50周年大會召開前夕,習近平就堅持和發展“楓橋經驗”作出重要指示,強調各級黨委和政府要充分認識“楓橋經驗”的重大意義,發揚優良作風,適應時代要求,創新群眾工作方法,善于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解決涉及群眾切身利益的矛盾和問題,把“楓橋經驗”堅持好、發展好,把黨的群眾路線堅持好、貫徹好。習近平總書記關于堅持創新發展“楓橋經驗”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戰略,是推進基層社會治理現代化的根本遵循,為新時代堅持和發展“楓橋經驗”指明了方向。

    根據我們的調研,當前的“楓橋經驗”通過持續有效的群眾工作機制,已經超出社會治安綜合治理的范疇,成為基層社會治理的典型經驗。這主要表現在:

    第一、簡約治理。傳統中國的地方治理一直具有簡約主義傳統,表現為準官員和半正式的行政方式被廣泛采用。“楓橋經驗”作為群眾路線的產物,繼承了這一傳統。當前,簡約主義的理念在“楓橋經驗”中得到了發揚光大。典型表現是,楓橋鎮黨委政府通過黨建引領,充分發揮黨員干部等積極份子在“三改一拆”、“五水共治”、美麗鄉村建設等工作中的引領作用,并對越級上訪、“四違”(違法建設、違法開礦、違法洗砂、違反殯葬管理)等行為加以約束,提高了基層治理有效性。目前,楓橋鎮設立了1321個黨員“紅楓”崗,落實2601名責任黨員,以黨員亮分、亮牌、亮業績“三亮”活動為載體,強化基層黨員監督管理,切實發揮黨員先鋒模范作用。2017年,黨員“三亮”活動共亮牌表揚黨員125名、警示黨員47名、勸退不合格黨員2名。

    第二、社會活力。當前,“楓橋經驗”在保證基層治理規范而有活力的過程中發揮了關鍵作用。楓橋鎮聯合調解中心在化解矛盾糾紛中發揮了關鍵作用,這得益于各類社會組織的激活。具體而言,聯合調解中心由三個部分構成:一是專門機關工作中的調解制度,包括人民調解、訴前調解、刑事和解、治安調解等;二是以楓橋調解志愿者協會為核心的志愿調解;三是專業性、行業性調解。正是激活了政府、市場和社會中的調解力量,使得多元糾紛調解成為改革開放以來“楓橋經驗”最具特色的組成部分。當前,楓橋鎮已初步培育了門類齊全、功能多樣、初具規模的社會組織,2017年共有鎮級社會組織50家,發展會員7520人;村級社會組織193家,共有會員14500人。這其中,不乏鄉賢會這類在楓橋鎮經濟社會發展中起到積極作用的社會組織。按照鄉賢會一位負責人的說法,社會組織“議政不參政、幫忙不添亂”,為當地基層社會治理貢獻力量。

    第三、依法治理。“楓橋經驗”作為政法工作的一面旗幟,始終是踐行有中國特色的法治理念的重要標志。當前,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化解社會矛盾,已是新時代“楓橋經驗”的重要特點。比如,民間糾紛調解中的情理法運用,法治原則是第一位的,“小事依規、大事依法”早已是當地糾紛調解的基本原則。楓橋鎮人民調解的幾乎所有經典案例,均是依法調解的產物。而“三上三下”的村級議事決策機制以及村規民約的運用,本質上是對《村民自治組織法》的運用。作為平安建設的典范,“楓橋經驗”讓近些年來的楓橋鎮社會治安平穩有序,刑事案件從2013年的331起下降到2017年的133起,年均下降20.4%;矛盾糾紛總量從最高一年的1064件減少到608件,年均下降13.2%;先后6次榮獲“全國社會治安綜合治理先進集體”稱號,連續3次奪得全國社會治安綜合治理“長安杯”。楓橋已成為社會治理的典范、平安和諧的綠洲。

    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不斷推進黨的理論創新,形成了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這其中,習近平同志強調:“不論過去、現在和將來,我們都要堅持一切為了群眾,一切依靠群眾,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把黨的正確主張變為群眾的自覺行動,把群眾路線貫徹到治國理政全部活動之中。”“楓橋經驗”是新時代有中國特色法治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其重要特征便是堅持和發揚了新時代群眾工作方法。其理論啟示包括:重視基層基礎工作。通過做好群眾工作,來加強基層基礎工作,是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建設的基石。只有基礎牢、基層穩,才談得上國家的長治久安。無論是“一個不殺、大部不抓、矛盾不上交”,還是“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鄉、矛盾不上交”,或是“矛盾不上交、服務不缺位、平安不出事”,不同時期“楓橋經驗”的共同特點都是堅持了“三不”的底線思維,將基層視作實現國家長治久安的基石。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正確區分和處理人民內部矛盾,是基層社會治理的基本原則。具體而言,要用民主的方法,用“團結—批評—團結”的公式,是政治上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原則。“楓橋經驗”生動詮釋了劃分人民內部矛盾與敵我矛盾,對不同類型的社會矛盾進行分類治理,運用說服的辦法解決人民內部矛盾的基本原則。堅持問題導向。不同時期社會的主要矛盾,是社會問題的集中呈現。當前,面對不同階層、不同利益群體及不同社會矛盾時,“楓橋經驗”在基層社會治理中的豐富內涵被不斷挖掘出來,并創造了矛盾糾紛化解中的點線面相結合的調解體系、村民自治中的三上三下決策法、信訪工作中的鎮領導接訪制度、流動人口管理中的三外服務管理模式等。

    “楓橋經驗”對新時代基層社會治理現代化建設具有現實意義。作為一個經驗對象的“楓橋經驗”,是基層社會治理的典范;但作為一個具有實踐指導意義的理論抽象,“楓橋經驗”體現了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法治思想,揭示了基層社會治理的一般規律。

     

  • 責任編輯:wh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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