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昌金:我在微信朋友圈的25條評語


    蘇格拉底說:“我這個人,打個不恰當的比喻,是一只牛虻,這個國家好比一匹碩大的駿馬,可是由于太大,行動迂緩不靈,需要一只牛虻叮叮它,使它的精神煥發起來。” 毛澤東說:只有讓人民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會松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


    在微信自媒體時代,每天通過微信朋友圈傳播的文章很多,其中與三農有關的文章占不小比例。作為一個三農問題的關注者和思考者,自然關注朋友圈里的三農文章,遇上認可的就會轉發通常還克制不住要寫上一段評語,有時三言兩語,有時來上一大段。這些評語就事說事,沒有高大上洋,沒有精雕細琢,也不那么政治正確。不過,正因為如此,寫出來的東西可能更真實、更接近事物的真相,就如未經雕琢的璞玉。基于這樣的考慮,我從今年在微信朋友圈轉發三農文章時寫的評語中選出23條貼于此,供關注三農的網友參考,希望起到拋磚引玉的作用。

    1、    轉發《學習時報發表評論文章:從基層實踐找到解決問題的金鑰匙》評語:

    為什么一些地方政治學習抓得越來越緊,而在行動上離黨的優良傳統卻反而越來越遠?由于眾所周知的原因,我有好幾年沒有寫反映基層現實問題的文章了,但近些年來,耳聞目諸基層政治生態和實際工作中的種種問題,卻又無能為力,心情異常沉重……一位基層干部在某微信群討論時的發言反映了我所憂慮的現象,可以說具有相當強的代表性:時代不同了,當前問責泛化,形式主義突出,巡查檢查過苛等等。大家情愿不出彩,也不做事情。就說縣里批地吧,連村民蓋房子也不批了;財政局出一點事情,馬上就發文,讓各個環節都要證明材料,怎么復雜怎么來;分配項目的,經濟形勢不好,錢不足,監管還難,干脆不分配;再加上機構改革,很多工作基本停滯,何談改革向深水區?

    浙江省義務市一位村書記在討論時發言:現在的鄉村能看見的也是失敗中的成功,或成功中的失敗。論一個鄉村持續發展不是三年五年,可能需要三五十年,現在所謂的成功一般都是急功近利的產物。比如我們都在說發展集體經濟,大多數人卻把人民公社當成了模板,不知道鄉村的結構在變化。我們都在講振興,卻不讓鄉賢回村,給那些有老屋的城里人設置門檻,鄉村沒有人才,沒有人怎么能振興?

    有些村莊干了五年剛剛有點起色,某某模式就出現了,有些鄉村光鮮的村貌下是政府給予的幾個億,卻有許多人幫助它們推廣總結、搖旗吶喊,真是誤人子弟!談鄉村的事最需要說得是為什么失敗,講好背后的故事是關鍵。現在浙江有許多成功的案例都是不太出名的鄉村,這些村莊有一個共性,那就是書記村長是個兢兢業業干事有奉獻精神的人,而且是一干就是十多年。現在鄉村刷墻不是某個省的事,而是全國各地都一樣。前幾天去江西,一路看去,房子整整齊齊,可是鄉村內核在哪里?大家就無解了。

    另一位基層干部在討論時發言:基層的問題,到了需要全面研究的時候了。我認為,黨的政策有一個最基本的原則,那就是原則性與靈活性相結合,但在實際工作中,往往是要么強調原則性忽視靈活性,要么強調靈活性忽視原則性,不能把兩者有機結合起來,從當前情況看,主要的問題是前者。例如,考核評價一個地方政府的總體工作或某一項工作(包括各級巡視),應當強調看主流、看全局、看實績、看公論,而不糾纏細節、更不抓辮子,即抓大放小,在此基礎上進行客觀公正地評價,而現在的情況正好相反,高標準嚴要求重問責在某種程上變成“挖爛腳”甚至變相整干部,抓大放小變成“雞蛋里挑骨頭”。如此,搞得基層的同志怨聲載道,心不服口也不服,因此出現某種程度的逆反心理和消極怠工現象,也在所難免。管干部力氣不能只放在“管人”上,更重要的是“管心”,要讓人說話,讓人心服口服。習近平總書記說:“人心是最大的政治。”

    2、    轉發《<人民日報>發聲:成都龍潭水鄉為何曇花一現?》評語:

    由政府包辦、以財政投入為主的旅游項目多數不會成功,其造成的損失以千億萬億計。我熟悉的廣東、江西的不少旅游項目也屬此類。江西省某地級市一年一度的“旅發大會”耗費很大,不少耗費僅僅為會議提供服務,也就是一次性消費。坊間有議論說,某縣因為開一個較大規模的“旅發大會”,把那個地方開窮了,干部職工的工資都難以保障。發展鄉村旅游不是問題,但不顧客觀條件,搞鄉村旅游大躍進問題就大了。以下是幾個網友的評論:

    ◎鄉村旅游開發不是政府說開就能開的"水龍頭",它是一項綜合性的開發項目,需要天時、地利、人和, 更需要大量的資金投入,一些地方不具備這些條件,卻硬著頭皮上,其結果可想而知。

    ◎鄉村旅游開發,一定要考慮市場需求和可持續性發展。純粹的政府投入肯定不能長久。某縣開“旅發大會”,全縣共同做一場秀,只為幾百人看兩天,耗費了多少人力物力財務,喧嘩過后,一地雞毛。

    ◎鄉村旅游開發是官員們玩的"一場游戲",但這場游戲的成本太貴了點,太不值得了,它承受的風險和傷痛讓后人無法彌補,我們只能祈禱上帝保佑,讓其不良后果小點、小點、再小點……

    ◎中國的政績考核體系和升遷制度是這一切的推手。此外,花錢總有一種強烈的支配感,可以滿足官員的自信心理。開發旅游比通過高質量的招商引資,進而增加財政收入要容易得多。盲目追求高大上洋,缺乏科學規劃,最終形成不了核心競爭力,只能成為不斷貶值的帳面固定資產。

    3、轉發《“我是農民的兒子”——毛澤東與“三農”》評語:

    毛澤東對于中國農情的認識和中國農村的治理以及取得的成效,毫無疑問是前無古人后無來者,盡管他沒留過洋、也沒肯過幾本西方治農教本。由此促使國人思考一個問題:中國三農的發展是不是一定要以洋教條為指導?事實上,近二三十年中國三農政策制定的主要理論依據就是洋教條,比如明晰產權等。這是中國迄今為止三農困局形成的最重要原因。因此,實施鄉村振興戰略首要的任務,就是要從洋教條中解放出來,一如當年毛澤東從共產國際“城市中心道路”中解放出來一樣。這個任務完成得成功與否,決定著中國鄉村振興的成敗。

    華中科技大學一位博士評論:所言極是,我們要坦誠地面對我們真實的問題,真誠地回歸群眾路線,加強研究,多多探索,積極解決。一位基層干部評論:上面某些人已放棄了毛澤東思想。從某種程度上說,現在是“處長治國”,政策都是處長擬定的,這些處長們大多都有高學歷,不少還是海歸,他們諳熟洋教條,但對國情農情卻一知半解!

    4、轉發《豬肉價格暴漲!國家被迫出手!緊急限購豬肉》評語:

    近日與基層干部聊起“二師兄”的問題,基層的同志說,去年發生非洲豬瘟,上面下令“嚴防死守”,并實施嚴厲問責:哪個地方出現因豬瘟死豬,必須追究當地領導的責任。但豬瘟的發生有它自身的規律,地方領導通常是無能為力的。那怎么避免被追責呢?只有瞞報!一旦發生因豬瘟死豬就悄悄埋掉,有些養殖戶則直接把死豬丟到河里。村里不報鄉里,鄉里不報縣里,縣里不報市里…….北京的官員和專家因為不明真相,必然誤判形勢,因此錯失采取有效措施控制豬瘟和出臺刺激養豬政策的最佳時間。這是不是當前“二師兄”問題嚴峻的一個重要原因?看來,問責也是要尊重事物發展客觀規律的,并進行科學設置,否則動輒問責,問責過濫、過苛,逼使下面的同志做假,這樣必然貽誤黨和人民的事業。毛澤東就曾說過:“你瞎指揮,我就亂報”。脫離事物發展規律的問責,實際上也是一種官僚主義。

    2008年,我在《中國改革》雜志發表了一篇題為《豬疫的脆弱防線》的拙文,今天再次瀏覽此文,發現今天發生的豬瘟并導致豬價暴漲的問題,原來是有跡可循的,或者說是有“歷史原因”的。

    5、    轉發《才吃了幾天飽飯,就要搞得農村雞飛豬跳墻》評語:

    不折騰,讓農民休養生息,是新中國農村70年發展經驗的總結,什么時候這樣做了,什么時候農村就平靜、就發展,反之則相反。不折騰,體現的是“無為而治”的治國理念。老子認為:“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老子認為,為政者應當能夠做到“無為而治”,有管理而不干涉,有君主而不壓迫。

    這么些年,一些地方被美麗鄉村建設、人居環境整治、生態功能區劃、精準扶貧等折騰得夠嗆,這些工作本身沒有問題,但方式方法不對就變成勞民傷財。記得魯迅先生有這樣一段話:“為了治病,方子上開人參。病沒治好,倒落個腿腳浮腫;用蘿卜子來解,才恢復先前一樣的瘦。人參白買了,還倒貼了蘿卜子。”

    湖北省鐘祥市石牌鎮一位村書記評論:初心未必差,效果卻真未必好!被流轉、被上樓、被脫貧、被幸福,“被”字當頭的事,既不是內生動力所為,也不是農民想要的。這位村書記的評論很有代表性,可以說反映了全國農村黨支部書記的心聲,應當引起中央和省市領導的高度重視。

    6、    轉發《禁養再升級!江西省最新畜禽養殖禁養政策時間表》評語:

    這個是2017年初的新聞,對比昨天《生態環境部、農業農村部聯合召開規范畜禽養殖禁養區劃定和管理促進生豬生產發展視頻會》,不由得讓人生出許多感慨:從禁得越嚴越好(爭當無豬村無豬鄉)到放得越開越好……今天養豬出現的問題到底有多少人為因素、有多少不可抗拒的自然因素?由此不由得讓社會有識之士再次聚焦我國社會治理中的某些頑疾: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忽左忽右,甚至從一個極端走到另一個極端等等,最后的結果總是按下葫蘆浮起瓢。追根溯源,問題還是出在決策的民主化、科學化制度不完善上。改革開放以來,巨大的經濟成就以及過分的權力集中,膨脹了某些領導的個人意志,使他們誤以為拍腦袋做決策可以取代民主決策、科學決策,比如蘇榮在江西搞的“一大四小”綠化工程。由此看來,不斷完善決策民主化、科學化制度,是實現我國社會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不可逾越的一道坎。

    7、轉發《燃爆!上午,就在臨川一中!14000名師生出動!視頻太震撼!》評語:改革開放后的江西撫州能在全國叫響的東西不多,大概就是教育了,臨川一中則是其中的翹楚。在中國,高考升學率成為衡量教育質量的唯一標尺,尤其是錄取清華北大的人數,今年臨川一中錄取清華北大人數是23人,這在歷年算少的。教育產業化在全國是失敗的,但在江西撫州卻有成功之處——組建臨川教育集團。不過,“一校成名百校衰”,撫州全市各區縣初高中拔尖學生很多都跑到臨川教育集團讀書,甚至全國各地都有學生慕名投奔臨川教育集團。與此同時,撫州區縣教育卻因為少了優質生源,高考自然黯然無色,并因此形成“馬太效應”。

    不過,教育最讓人痛心的還是幾十年來因為教育投入缺乏前瞻性和預見性,造成大量的教育資源浪費,令人痛心萬分。改革開放以來,全國基本上每個行政村都建了一橦非常不錯的小學教學樓,各級政府和村集體因此投入了大量資金,但現在90%都荒廢了。而與此同時,城鎮中小學校卻人滿為患,教學資源嚴重不足。那么,是什么原因造成了城鄉教育資源投入的錯位?原因之一是我國教育行政主管部門對城市化背景下農村教育發展趨勢缺乏足夠的認識;原因之二是受某些政治正確因素的影響,比如政治論理、政策背景、公共輿論等,像農民平等受教育權、城鄉教育均等化、振興鄉村教育等。因為這些原因,本應逐漸減少乃至停掉邊遠農村地區教育硬件建設的投入,轉而大幅增加城鎮教育硬件建設的投入,但事實卻與此相反,教育行政主管部門領導思想僵化,仍然按照過去的發展思路,把大量寶貴的財政資金源源不斷配置到農村學校,建設了大量的“空心小校”。君不見,在農村一橦橦三四層漂亮的教學樓拔地而起,但教學樓內卻只有三五個學生,有的空無一人,而鎮上和縣城的中小學卻普遍是大額班,一個班七八十個學生。

    令人難以理解的是,這種逆歷史潮流而動的教育投入政策竟然一直沿續至今。一位在教育部門工作的朋友告訴我,過去對農村學校建設項目管理沒有現在這么嚴,動不動就追責,因此縣里領導會考慮實際情況,把城鎮周邊農村小學建設項目調劑到城鎮,或把幾個項目的資金集中起來,建幾橦高質量的中小學教學樓,如早年撫州某縣采取這種方式建起了縣優質高中,干成了一件大事。這位朋友說,現在不敢了,地方領導害怕追責,明知在農村建教學樓沒有用,也要把它建起來,然后放在那里閑置。

    8、         轉發《廣東實施鄉村振興:以三清三拆四變四” 》評語:

    此文首發“新三農”微信號,“今日頭條”同步轉發。截止今天上午,該文在“今日頭條”的閱讀量超10萬,評論400多條。縱觀這些評論,有肯定的但批評占多數,有些評論可謂一針見血、直擊廣東三農工作的痛點。以下選錄五條評論:◎“省政府這個措施非常好,老百姓確實得到了實惠,農村的環境美了,城里人就有興趣去農村玩了。” ◎“這是個好政策,我居住在湛江市區,我們期待這樣的生活已經好久好久了,多么希望上級政府加快治理,給百姓一個美好的未來。” ◎“有人無田耕,有田無人耕。有人無房住,有房無人住!……土地20多年沒調整,人口增長的家庭無地耕,建房的宅基地也同樣。” ◎“廣東農村全國最差的農村,臟亂差,羞辱了廣東第一經濟大省的名號。比起內地農村,廣東落后十年。” ◎“廣東除了珠三角以外,農村環境面貌基礎設施還不如江西!”

    9、    轉發《文創點亮鄉村:朱家林上柿子紅》評語:

    位于山東沂蒙山區的朱家林我去看過兩次,該村地域偏僻狹窄,當地政府在此重金打造美麗鄉村建設樣板村,打造方式是財政投入政府包辦,采取重復申報國家項目的辦法,在方圓一公里的左右范圍內(核心區)各級財政砸進人民幣三四個億,趕走所有原住民,進行所謂的文創、生態藝術設計,然后利益相關方通過媒體進行概念炒作,于是朱家林的名字在網絡迅速串紅……但泡沫與浮華終將褪去,五年十年后朱家林還會留在山東鄉村旅游的版圖上嗎?可能性極小。那受益者是誰?冤大頭是誰?大家想想都能明白。這樣一個砸巨資玩概念、華而不實、不可復制的政績工程竟然得到山東省主要領導的肯定并成為全省樣板,凸顯山東乃至全國在美麗鄉村建設的理念、模式和導向等方面還存在不小的問題。實事求是地說,相比較而言,安徽三瓜公社的鄉村旅游要比朱家林靠譜得多,山東臨沂的領導應當去那看看。

    10、    轉發《賀雪峰:鄉村振興與農村集體經濟》評語:

    賀雪峰老師的構想很好,不過這個構想在江西早有大量鮮活的實例,所以說人民群眾是真正的英雄,但關鍵的問題是基層的這些探索,嚴格來說是不符合中央政策規定和政策精神的,所以地方領導通常不敢旗幟鮮明地支持,尤其是一旦有人告狀或上級檢查組不認可就立馬叫停。

    我看過許多專家學者的文章,感覺只有賀雪峰老師等少數專家學者的文章比較接地氣和有價值。我想,如果高層智囊團和決策機構里面多一些像賀雪峰這樣的官員和專家學者,我想我們的三農政策應當會接地氣得多,三農形勢也或有另外一種景象。

    不過,賀雪峰老師的文章也有些美中不足,那就是大多篇幅太長,說理太細太繞,因此除了專業人士,基層干部群眾和一般關注三農的人士很難看下去。賀雪峰老師的文章如果能夠更簡潔一些,條理性更清晰一些,邏輯性更緊密一些,開門見山、直截了當、突出觀點,我想閱讀量和影響力會大幅提升。

    11、    轉發《發展集體經濟的調查與思考-----基于山東東村的調查》評語:

    近數年來,社會各界對于發展農村集體經濟的呼聲再起,但在深諳國情農情的有識之士看來,就總體而言,尤其是中西部農村地區,當前形勢下還看不到發展農村集體經濟出路和希望在哪里。就連改革開放前沿陣地、全國經濟總量第一的廣東省,發展農村集體經濟也沒有良策,該省目前的農村集體經濟主要是“地租經濟”,廣東現在也不主張村集體直接投資辦企業。這篇拙文是本人2016年所寫,今年山東省微山縣歡城鎮傳來消息,文中介紹的東村投資數千萬元的“東大農業園”已全部拆除返耕,因此造成了重大經濟損失,這也印證了本人在拙文中的分析判斷,各地在發展集體經濟過程中應當引以為戒。

    12、    轉發《重磅!2019年土地管理法修改通過》評語:

    修改土管法很有必要,但修法的實際效果尚待觀察,我估計在某些方面有可能會出現政策制定者意想不到的后果,甚至與政策制定的初衷南轅北轍。修法和前幾年開展的土地確權工作遵循的是同一個邏輯,那就是強化土地農民私有、強化農民對土地的處置權、保障農民的土地收益,而強化了農民個體利益相應地就弱化了集體公共利益。

    更實際的問題是,在農村開展美麗鄉村建設、推動產業升級等很多工作都涉及土地流轉、土地調整和土地征用等,而農民對土地收益和處置權廣大之后,勢必加大鄉村組織開展這些工作的成本和難度,使鄉村工作越來越難做。因為“農戶土地權利越大,反對的力量就越強,公共決策就越無法達成和執行。”“農戶土地權利越大,集體行動越難,生產生活基礎條件就越無法改善。”至于修法中對于宅基地有償退出等規定,可以說法律遠落后于實踐,農戶宅基地從來就是自愿有償退出,也從來沒有人強迫退出,或者說宅基地從來就是農民“私有”。這些問題我在拙文《土地確權,中國農村的新痛!》和《把握土改正確方向,正視確權實際效果》做了詳細分析,這些拙文都在黨刊上發表過,有興趣的網民可查找閱讀。

    13轉發《村兩委越來越機關化》評語:

    回望建國70年,當前村兩委機關化、行政化可以說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每個村都要準備若干厚厚的本子,專用做各種會議的筆記,還有各種臺帳、表格,所有工作檢查最終都要歸結到這些本子上,這個村的工作做得好不好、能不能得到上級的認可、村干部待遇升遷……一切都靠這些本子(鄉里也如此)。有基層的同志告訴我說,現在的村干部已很難勝任工作了,因為很多臺帳表格等設計得很復雜,有些還要上網操作。好在現在多數地方都配備了第一書記,這個任務就非他們莫屬了。村兩委機關化、行政化的推手無疑就是政府本身。最近山東省正在推行“村黨組織書記專業化管理”便是一例。農村工作特點和方式完全不同于政府機關,村干部的崗位在田間地頭、在群眾炕頭。村兩委機關化、行政化必然會影響干群關系和農村各項事業的發展。

    14、轉發《干部一走,產業就散?部分地方扶貧產業面臨停擺危機》評語:

    這個在某些地方或是常態和宿命,有些做產業的出發點就是為了完成扶貧政治任務,因此檢查驗收過關了,這些產業的歷史使命也就結束了,之后的事就讓它自生自滅吧。前年我在河南省蘭考縣考察,當地知情人說,該縣成立了七八家貸款公司,專為扶貧項目提供貸款。一些地方為了完成精準扶貧的政治任務,不惜代價、不顧客觀規律大上項目已經或終將造成社會資源的浪費,這種浪費有多少?沒有會做這樣的研究和統計,媒體也鮮有這方面的報道,更不可能有這方面的公開討論……

    15、轉發《農民種田要向村集體交租?確權不確地引發“民告官”!》評語:

    “確權不確地”擴大化不合土地確權的政策要求,但合農情合民意,體現了農民群眾的首創精神,也符合《村組法》有關村民自治的規定。事實上,廣東省這些年根據本省實際,突破政策條條框框的限制,支持基層開展土地整合,取得了很多的效果。江西省撫州市一些區縣在這方面也進行了有益探索,有興趣的網友可看看我2015年寫的《賦予農民承包土地的自決權――從江西省撫州市土地確權實踐看土地制度存在的問題》。但這不是主流,因為政策不支持,地方政府和基層組織除非得到上面的認可和支持,否則是不想和不敢在這方面有所作為。

    16、轉發《蒲堅<解放土地>在日出版倡導“土地信托”》評論:

    蒲堅因為他的“土地信托實驗”而紅極一時。不過,當代中國“風水輪輪流轉,各領風騷三五”,沒幾年蒲堅和他的“土地信托實驗”便在網上銷聲匿跡了。這并不奇怪,因為“土地信托實驗”這種泊來品不適合中國,到了中國就變味了,變成了借所謂的資本運作,玩“空手套白狼”的游戲,這注定是玩不下去的。于是,“蒲氏忽悠”便只有內銷轉出口了。這似乎印證了本人早年在拙文《創新還是翻新?---評中信信托等機構的“土地信托實驗”》中的分析和預判。此拙文為2015年所寫,原載經濟日報《市縣領導參閱》。拙文對中信信托首單――安徽宿州市埔橋區土地信托項目進行了剖析,我沒有去那里調研,僅以網上資料進行研究,拙文得到多位安徽大學教授的肯定,應當是撕開這個項目神秘面紗的第一人,現在四五年過去了,不知那個項目怎么樣了,但失敗是鐵定的。

    17、轉發《呂新雨:塘約村、蒲韓社區和郝堂村的三個案例分析研究》評語:塘約村的“畫皮”我已在《<塘約道路>沒有告訴我們什么?》一文中剝下,貴州省也早已不把塘約村當作典型,盡管《塘約道路》曾得到了前高層某領導的肯定,這位領導稱塘約村是“新時期大寨”。王宏甲先生所作的《塘約道路》注定只是曇花一現,在中國三農史上不會留下什么。因為它違背了歷史發展的邏輯,書中表達的東西恐怕只是作者個人對集體化時代留戀之情的一種投射。塘約村“畫皮”已剝,看看其他村的“畫皮”什么時候也要剝一剝。

    我反對“塘約道路”并非為反對而反對,也不是為了博眾人眼球,而是覺得作為一個共產黨應當成為捍衛真理的勇者。中國今天取得的成就,就是一代又一代共產黨追求真理、探索真理、捍衛真理的結果。如果讓并存在或虛假的所謂“塘約道路”,成為全國農村效仿的榜樣,其給黨和人民事業造成的損失無疑是巨大的。在此,我想起有一位網友在微信群里討論時的發言:“前幾天又碰到曹錦清老師,他說,我黨投了很多資源打造了很多特例,并宣傳為典型。其實,典型是用來復制的,特例不能。”

    18、轉發《林毅夫:西方主流經濟學理論看起來邏輯清晰,用起來卻屢屢失敗》評語:

    以西方產權理論為指導的中國農村改革同樣存在比較嚴重的問題,而且這個問題至今沒有被正視。縱觀我國幾十年來的農村社會治理,有一個不可回避的現象,那就是三農政策與三農實際“兩張皮”現象,這個現象的一個重要原因是基層干部群眾沒有話語權,更難以參與三農政策的制定。我國三農政策的制定更多的是來自專家學者的意見,而非基層干部群眾的意見,這些問題如果不解決好,鄉村振興的前途難言樂觀。2013年南都專訪文章《真正懂農村的人越來越少》,我在這次專訪中,對前面說的這個問題作了較深入的闡述,有興趣的網友可查找閱讀。

    19、轉發《小崗村大包干紀念館存在嚴重錯誤》評語:

    一些地方為了政治或旅游目的隨意拼湊歷史、抄襲模仿、粗制濫造等現象比較嚴重,這些地方的領導缺乏最基本的嚴肅認真、科學嚴謹的工作態度。不過,由小崗村掀起的以家庭承包為核心的中國農村改革,其歷史正當性是不容抹殺的。我算是過來人,十多歲就參加了人民公社生產隊的集體勞動,以我自己的切身體會,我認為分田單干是那個年代唯一正確是必然的選擇,中國40年波瀾壯闊的改革開放正是從這里發軔!

    20、轉發《他們是“農民工二代”》評語:

    寫農民工的文章百分之九十都是局外人,即大學生、專家學者以及媒體記者等,而且絕大多數都是帶著悲情和拯救者的心態來寫,給人的感覺多是背井離鄉、寄人籬下、城市邊緣人……看看這篇農民工自己寫的文章,字里行間滿是陽光、豪邁、自信、樂觀。看來拯救者與被拯救者有時需要調換一下位子。

    21、轉發《郝貴生:為<人民日報>“和群眾同坐一條板凳”文章叫好!》評語:

    和群眾同坐一條板凳不難,難的是當“政治正確”與群眾利益、群眾期待不一致甚至發生矛盾的時候如何取舍?可以說,在這種情況下,大多數干部尤其是中下層干部,毫無疑問會傾向于選擇前者,這是現實的選擇,也是無奈的選擇。《人民日報》本身不也是這樣嗎?

    22、轉發《解讀:官僚主義的二十種表現》評語:

    這是1963529日,周恩來在黨中央、國務院直屬機關負責干部會議上的講話。周恩來批官僚主義表現,全面深刻到位。眾所周知,現在一些地方的官僚主義、形式主義很嚴重,尤其是在農村地區。因此我常想,一個建黨近百年執政70年的大黨,為什么始終解決不好官僚主義問題?在不斷加強黨的建設的今天,在某些地方某些方面官僚主義、形式主義甚至發展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這是需要全黨同志認真思考的一個重大問題!

    23、轉發《大躍進時期的吹牛圖片,很珍貴!》評語:

    過去那種極端的大躍進是沒有了,但產生大躍進的土壞還在,大躍進的各種變種,還時不時會在中國這塊古老的土地上演。其根本原因還在于我國政治體制上的某些東西。總而言之,“上有所好 下必甚焉”。一位基層村書記評論道:土壤和根子不除,再圣明的人也難免被一種不以意志為轉移的力量所忽悠、左右,甚至綁架。

    24、轉發《政府不包辦,難度小一半!》評語:

    無論是過去的新農村建設還是今天鄉村振興,政府包辦現象是不容回避的一個事實。有人說:政府扶持等于鄉村振興,沒有政府扶持就沒有鄉村振興;鄉村振興實際上就是官家自娛自樂的游戲,跟農民沒有多大關系;鄉村振興是一場盛宴,當然是官員和學者以及參與其中的各類服務實體的盛宴。這樣的觀點顯然過于偏激,但也并非沒有一點道理。

    25、轉發《廣東鄉村振興戰略實施中的問題與政策建議》評語:

    一篇調研報告的閱讀量近5萬,這在華科大“三農中國”網站以及其他高校類似網站是非常少的。當然,閱讀量高并不等于文章質量高,不過它至少說明文章的內容引起大家共鳴,或者說觸碰到了人們內心某些敏感的東西。此拙文凝聚了我在廣東半年多的心血,雖然談不上怎么好,但確是字字句句帶血,是真為廣東好,套用一個成語,那就是一片丹心報廣東。拙文上網后的反響超出了本人的想象,看到那么多支持和鼓勵的評論,我感動得熱淚盈眶,我從心底感到自己的努力和付出是值得的。

    廣東省一位我調研地的鎮黨委書記在微信里告訴我說:“我們縣有些領導轉發了,反映很好,是一篇好文章,很真實,很接地氣,縣領導叫我們好好看、好好學。”廣東省委一位農口中層干部在微信里表示:“文章把脈總體比較客觀,很受啟發。”他還說:“省里領導對文章總體上也是非常認同的。”廣東省一位基層干部在網上留言:“文章一出,我們在基層的同志們就通過微信朋友圈轉發相互傳閱,看后很認同作者的調查報告。在現在只談成績不談不足的氛圍下,作者這種勇氣難能可貴!”一位在北京中科院工作的朋友在微信里說:“文章內容比較客觀公正,我個人覺得你這個調研報告價值很大,對于全國的鄉村振興工作極具啟發和借鑒意義,高層一定會看到這篇文章的。”武漢大學一位博士在微信群里回應另一位群友說:“這篇關于廣東鄉村振興問題的文章,是一篇水平相當高的頂級文章”時表示:“你說得是,啟發性極大,這篇文章我們也是讀了再讀,深有同感。”

    一位長期在農村一線工作擔任鄉鎮主要領導、并且一直致力于三農問題調查研究的朋友在微信里告訴我:“讀了兩遍,相關領域的文章,沒有看到哪篇能夠超越。這是一篇重磅文章,一篇經典的三農研究文章,有深度、有高度。您這次廣東經歷,拓寬了視野,感到水平明顯提升。這篇文章明顯超越了你以前的成就,您的人生因此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度。您該做的做到了,接下來要好好珍惜自己。”他還說:“我許多熟悉的學者,都在吃老本,故步自封,已寫不出鮮活的東西了。” 南方報業集團一名記者特意加了我微信,他在微信里告訴我:“最近拜讀了您幾篇關于廣東鄉村振興的大作,受益匪淺。文章真是寫得很好,調研翔實,分析到位,建議中肯。” 當然,上面這些同志和網友的評論多有溢美之詞,言過其實,但這些真誠的鼓勵,給了我繼續前行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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