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農村聲望地位的階層確認研究——基于結構-互動視角的解讀

    班濤 武漢大學 社會學系, 湖北 武漢 430072

     

    基金項目: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青年項目"鄉村振興背景下農村三治協同機制研究"18CZZ037

    作者簡介:班濤, , 武漢大學社會學系博士生。E-mail:[email protected]

    摘要:基于東部農村的實地調查發現,階層分化背景下富人階層憑借經濟地位實現了對聲望地位的確認,亦即聲望地位與經濟地位之間存在選擇性親和。聲望地位階層確認的實踐機制為富人借助于經濟資源以私促公以及以私助私,具體而言公的層面包括富人階層為其他階層提供生存型與發展型公共品,私的層面包括富人對其他階層的日常性的禮物贈予與扶危濟困,由此形成了其他階層對富人資源的依賴。人際交往的互惠原則,即施報平衡,在富人階層無需其他階層以有形資源回饋背景下推動了其他階層讓渡對富人階層的服從與尊敬,以此富人階層獲得較高聲望。上層富人對聲望地位的階層確認實踐離不開社會結構支撐,高度熟悉與信息對稱的熟人社會為富人階層獲得聲望地位提供空間基礎,地方性規范的軟約制保障了富人階層對其他階層自愿讓渡尊敬與信任,以及村莊的歸屬與價值共同體意涵構成了富人追求聲望地位的動力。上層富人對聲望地位的階層確認實踐重塑著社會結構,體現在村民間熟悉與信任度下降以及村落共同體意涵弱化,熟人社會走向半熟人化。

    關鍵詞:聲望地位   階層確認   熟人社會   半熟人化   結構-互動   

    一、問題提出與研究進路

    開宗明義,聲望地位的意涵為眾所仰望的名聲,與威望、權威及德高望重等內涵大致等同。自從馬克斯·韋伯以財富、權力、聲望三位一體標準對階層內涵進行了經典定義且對經濟分層與社會聲望分層予以區分比較之后,聲望地位在群體間的分布差異構成了社會分層研究領域的一個重要議題。依據分析媒介與研究方法的標準可將聲望分層研究區分為實體主義與關系主義兩種范式。實體主義偏重于從職業入手對聲望地位進行測量統計,以及探尋影響聲望分層的結構性因素。這一研究范式中很有影響力的測量工具是美國社會學家奧蒂斯·達德利·鄧肯設計的“SEI”模型,原理為根據每一個職業的收入和教育水平估算出所有職業的聲望得分[1]。國內研究者普遍運用這一模型在對職業細分基礎上對不同職業的聲望地位予以測量比較,并進一步解釋職業聲望地位差異的形成原因。蔡禾、趙釗卿將廣州居民職業類型劃分為100種,發現職業聲望的社會評價具有明顯的類別差距,白領職業的聲望地位普遍高于藍領職業,這表明經濟因素與權力對職業聲望影響加強[2]。李強對北京地區居民職業聲望的調查得出了與蔡禾不同的結論,即職業聲望評價的沖突性明顯,聲望地位、金錢地位和權力地位相抗衡,三者的合力決定著人們真實的社會地位[3]。李春玲綜合運用職業聲望和社會經濟地位指數對全國12個省市進行社會聲望測量,研究發現在當前中國社會,決定人們聲望地位的主要因素是教育、收入、權力、就業單位性質,以及是否從事受歧視職業[4]

    聲望分層的實體論研究范式對不同職業聲望地位的客觀描述構成了我們認識與分析聲望分層問題的基礎,然而這一研究范式存在以下不足:首先,研究視域集中在規則化的城市社區,對農村聲望分層關注較少,原因在于量化模型面臨著在農村場域的適用困境;其次,實體論視角雖描繪出不同群體聲望地位的具體樣態,但對于聲望地位分層的生成機制以及闡釋聲望分層問題的根本目的在于了解階層間關系互動形態與對社會結構的影響,這些問題實體論研究范式未能很好地予以解答。為了彌補實體論研究范式的不足,關系主義視角由此產生,仇立平對當前中國階層研究進行了總體評價,指出實體論的分層研究缺少對不平等社會結構、社會內部分化與緊張關系的揭示,而馬克思的階級理論主張階層研究取向從實體論轉向關系論[5]。關系主義的聲望分層研究的基本觀點是在階層間資源交換的接受與回饋過程中形成不同階層聲望地位的等級序列,這一研究范式以人類學與社會交換理論為代表。馬林諾夫斯基的庫拉圈理論認為原始土著人通過單純的贈予而獲得別人認同,亦即以庫拉交換為媒介進行財富炫耀實現社會聲望的獲得[6]。彼得·布勞結合經濟理性人假設與社會心理學理論解釋了從個體間吸引到競爭再到聲望分化形成[7]。不同于交換論從個體(群體)資源間的競爭與轉化角度探討聲望分層,杜鵬指出傳統鄉土社會,聲望分層是隨著村民間日常生活互動中展開的自然而然的分化過程,建立在主動的社會性人情讓渡基礎上,聲望分層結構具有較強的流動性[8]。本文對農村聲望分層的生成過程借鑒關系主義研究,試圖突破既有研究總體上偏重于微觀互動與個體能動性而忽略結構作用的局限,提出結構互動新視角希冀推進對這一問題的理解。

    結構與行動關系構成了社會學的基本議題,對這一問題的不同回答形成了解釋學派與功能主義等不同理論派別,不少研究者試圖超越二者對立以實現對二者綜合,具有代表性的是布迪厄與吉登斯的理論學說。布迪厄提出場域與慣習概念以彌合結構與行動間的張力,場域是位置間客觀關系的一網絡或一個形構,這些位置是經過客觀限定的,場域為個人、組織等行動者之間因面子、榮譽、資本和聲望等資源而展開競爭的動態場所,而行動者又是在慣習的作用下爭奪資本[9]。在吉登斯看來,對社會現象的分析應當回到實踐活動本身,用結構二重性去理解個人和社會之間的互動關系,一方面,社會結構本身既是由人類的行動建構起來的,因此它應當受制于人的活動,另一方面,經過人的實踐活動建構起來的結構又是行動得以建立起來的橋梁和中介[10]。本土學者以鄭杭生為代表提出了社會互構論,試圖將個人與社會之間關系理解為一種互構共變的關系,將現代社會的各種現象理解和詮釋為個人與社會之間互構共變過程的效應或結果[11]。受到上述理論的啟發,本文將農村聲望分層的生成過程置于結構互動二元綜合框架中進行解讀,這一框架包括行動嵌入結構并受其影響與行動對結構的重塑兩個層面。筆者借鑒吉登斯對結構的界定,其是作為社會系統的特性組織起來的規則與資源,結構在本文的特定意涵為熟人社會,將其操作為信息對稱、鄉土信任機制與價值共同體三個層面。互動的意涵為推動聲望地位實現階層確認的階層間互動交往過程。文章的具體研究脈絡是在對聲望地位的階層確認實踐進行描述的基礎上,闡釋社會結構對其如何產生影響,以及階層間互動實踐對社會結構的再造——村莊社會的半熟人化。

    二、農村聲望分層的基本樣態與生成過程

    () 農村聲望分層的基本樣態

    本文的田野資料來自筆者及其所在團隊于201746日至27日在浙北D村的實證調查。D村現有2923戶,年產值500萬以上的企業有50余家,個體經營戶890家。2009D村的工業總產值為363566萬元,農業總產值僅為426萬元。D村隸屬的S鎮,為全國著名的銅加工鄉鎮,現已圍繞銅加工形成了完整的產業鏈,產業集群效應凸顯。本文依據經濟收入與職業相結合的階層劃分標準,將D村分為四個階層,即上層富人老板、中上層小作坊主與管理者、一般務工群體及下層貧弱群體。在各階層共同居住生活與互動交往的村落社區,聲望地位作為稀缺的象征資本自然引起各階層對此的爭奪,尤其是對已經獲得經濟地位的上層富人而言,他們有著更強的追逐欲望。筆者以對村莊事務的貢獻程度和村民對其服務需求的依賴程度兩個標準衡量村民的社會聲望地位并對各階層所屬聲望地位等級予以劃分,綜合對村民相互間社會評價的整體判斷發現少數公認的德高望重的村民,即聲望地位高的村民具有共同特征。在一般村民的認知中,有經濟實力才能有社會聲望,經濟條件是獲得社會聲望地位的前提基礎,下面列舉幾例D村中大家公認的有聲望的村民:

    姚友誼,57歲,是一家知名民營企業的法人代表。公司以中央空調、制冷配件與民用閥門等產業為主,年產值過百億,一直位于中國民營企業500強。

    馮天來,52歲,是以經營有色金屬、能源環境與房地產為主要產業的民營企業董事長。公司排名位于中國民營企業前十位,年產值過百億。

    吳有福,55歲,是主要經營汽車配件的公司老總。公司年產值過億元,業務對象主要為歐美等大型汽車公司。

    陳福星,47歲,是以制造注塑機為主要產業的企業老板。公司年產值達到四五千萬元。雖然產值不高,但自主研發技術的利潤率較高,年利潤近千萬。

    上述村莊中幾個有聲望的村民具有的共同特質為富人老板,證實經濟精英成功獲得聲望地位。本文試圖回應的主要問題是經濟地位如何轉化為社會聲望地位,二者何以完成匹配并闡釋其具體的實現過程。筆者在實證調研中發現階層間經濟地位與聲望地位的親和關系在東部沿海發達地區村莊并不為一個特例,在D村得出的研究結論與筆者20157月在浙北諸暨H村、201610月在浙江寧海Y村的經驗相一致,本文以某一村莊的個案經驗為分析對象展開對這一普遍性問題的闡釋。

    1 D村聲望地位分層的基本情況

    階層

    比例

    家庭年收入

    職業

    生活面向

    聲望地位

    上層

    10%

    >50萬元

    中等規模及以上企業主

    村莊內部

    中上層

    20%

    15~50萬元

    家庭作坊主、個體工商戶、大企業管理人員等

    村莊內部

    在血緣關系與一定地緣關系范圍內地位較高

    一般

    60%

    5~15萬元

    一般務工者

    村莊內部

    下層

    10%

    5萬元

    務農與臨時務工的老弱病殘者

    村莊內部

    低,例外情況為一些退休老干部、老黨員

    () 聲望地位的階層確認過程

    在村莊社會中,聲望地位來自彼此的交互評價,評價的依據來自社會交往中個體形象的自我呈現。一些富人獲得了慷慨大方、樂于助人、為人和善的社會評價,他們對聲望的積攢依靠每一村民的評價,再通過輿論轉化成公共形象。社會聲望地位的形成取決于其他人的賦予與讓渡,之所以其他村民在社會交往過程中愿意讓渡,對一部分人表示尊敬與認可,原因即在于這部分人掌握著其他村民所高度依賴的資源與服務。

    具體而言,富人通過以私促公與以私助私兩個層面去追逐較高的聲望地位。以私促公的意涵為富人運用私人經濟資源為村民提供公共品,包括生存型與發展型公共品兩種類型。生存型公共品主要是涉及村民日常生產生活的基礎設施,如自來水、橋梁道路等,村民對這一類公共品需求彈性最低,其成為村民的硬需求。在稅費取消之前生存型公共品供給主體為政府,包括村級組織,農業稅費三提五統中的一項提留即為基礎設施建設費用,此外村干部為了保證稅費的順利收取也會積極考慮村民的公共品需求。稅費取消之后,村莊公共品以自上而下的項目方式供給,村干部積極性降低,村民的公共品需求無法得到及時與充分回應。后稅費時代政府在公共品供給中的退卻與弱化由少數富人予以填補,從而方便村民的生產生活。比如,德高望重的姚友誼為村里修建自來水池并接通到每一村民家里,共花費150萬。另外還花費160萬興建了一座大橋,興辦了一所小學,凡是村里孩子讀書所有費用全免等。基本公共品除了生存型之外,還包括滿足村民基本生存需求之上的發展型公共品,主要為愉悅村民身心的文化娛樂活動。隨著村民收入提高以及村民閑暇時間增多,村民對發展型公共品需求日益增長。對于發展型公共品的供給,政府僅只提供基本的活動場所,如興建老年人活動室和籃球場、購買體育器材等,而對于開展活動、添置或更新設備器材等所需花費往往由富人老板予以支付。D村每年舉辦籃球賽與文娛晚會,以及村民跳廣場舞所需的音響設施等費用,姚友誼都會積極出資,每年不低于30萬元。

    富人通過為村民提供與他們生產生活緊密相關的普惠性的公共品,造成了村民對他們所提供服務的緊密依賴,以此顯示出富人對村莊社會的貢獻。除此之外,富人還積極運用私人經濟資源為有差異化需求的個體與群體提供服務,包括日常性的禮物贈予與事件性的扶危濟困。富人階層對其他階層的禮物贈予主要體現在特定的節假日帶有儀式性地向貧弱群體發放一些慰問金與生活用品。姚友誼每年重陽節都向村里每位70歲以上的老人發放300元現金,80歲以上的老人500元,90歲以上老人1000元,過年則向全村每個家庭發放1000元現金以及兩桶食用油。馮天來每年過年向每個家庭發放1000元現金、20斤豬肉與一袋米。吳有福經常將家里的瓜果無償贈送給周邊鄰居,以及為村里老人免費定做冬衣等。禮物交換實踐與聲望獲得的緊密關聯已被人類學實證研究證實,如西北美洲的夸富宴,貴族作為送禮一方傾其所有參與財富之戰,幾乎達到使受禮一方無力還禮的程度,通過不對稱的禮物交換,使送禮者產生權力和聲望[12]。閻云翔通過對下木匣村禮物交換實踐的田野調查,得出了與西方學者不同的看法,在中國社會中,權力和聲望等不是流向送禮者,而是流向收禮者的,禮收得越多,表明其社會地位越高以及人際關系網絡越發達,即象征人緣好[13]。村莊場域中富人階層對聲望地位的確認過程表明社會聲望流向送禮方,但這種禮物贈予需要借助一定策略。倘若富人運用公開的炫耀性展示手段不僅無法贏得聲望反而受到一致的負面評價,因此富人階層在贈予禮物時會考慮其他階層的具體需求以及選取合適的時機與場合以照顧其他階層的心理感受。富人階層對村民的私人事務的扶助除了日常性禮物贈予之外,還包括在村民遇到困難時施予援手。村社中的一般家庭總會遇到超出個體家庭能力范圍之外事務,傳統村莊主要以血緣地緣關系網絡中的互助合作應對自然與社會風險。改革開放后市場經濟不斷向村莊滲入,先賦性的互助關系網絡親緣關系一定程度弱化,外生的市場也難以與動態不規則的村民需求有效對接,客觀上為富人的進入提供了條件。對于患癌癥、尿毒癥等重癥的村民,陳福星在了解情況后都會派員工送上兩三萬元以及幫忙聯系醫院。吳有福在村民遇到突發疾病時,主動將其送到醫院救治,并幫忙墊付醫藥費。

    彼得·布勞指出,權力與聲望的不平衡來源于單方面的交換[7]。富人階層單向度地為其他階層提供普惠性的公共服務與差異化的私人服務,造成其他階層對富人階層提供的服務形成了單方面依賴。單向依賴與供給關系出現的原因在于富人并不需要其他人以對等的物質資源作為回饋,且其他村民尤其是一般打工階層也缺乏回饋相對等資源的經濟能力。為了保障富人能持續性地提供服務,其他階層需要回饋富人階層所需的其他形式的資源。這使讓渡對富人的認可與尊敬成為其他階層的自然選擇,作為施予者的富人與作為接受者的其他村民由此形成均衡的互惠關系。莫斯發現,古式社會中人們之間存在著禮物的流動現象,回禮、送禮、收禮構成一個強制性、義務性的禮物圈,人們重視禮物,崇尚禮物,形成一個禮尚往來的社會,禮物交換最主要的規則是互惠[12]。接受回饋的平衡互惠構成了富人階層與其他階層不同性質的資源交換實踐的基本原則,尤其是在有著社區輿論的村莊中互惠原則成為地方性共識,在長期的教化過程中個體習得這一慣習并加以內化。其他階層因為長期從富人階層獲得無償服務,平衡互惠的社會交往原則構成了他們對富人予以回饋的義務。對富人階層而言構成很大吸引力的是表達認可與尊敬的聲望資源,二者展開了不同類型的資源交換。依靠其他階層的不斷讓渡,聲望資源不斷流向富人階層,富人實現了聲望地位的階層確認。

    個體所能為其他村民提供的服務事項覆蓋范圍及其他村民對這些服務需求的緊迫程度決定了其他村民讓渡出認可與尊敬的意愿及其程度。以家庭作坊主為代表的中上階層因為自身資源的有限,難以在村莊范圍內為所有村民提供服務,更多是在親緣及一定地緣關系網絡內為自己人提供支持,由此獲得自己人的較高評價,這一階層所提供的服務覆蓋人群的有限性使得他們無法獲得公共聲望。至于占據村莊人口大多數的一般打工階層,他們受制于發展家庭生產的現實需求,既無時間精力又無經濟能力為其他村民提供服務,因此在社會互動中更多扮演接受服務與讓渡尊敬的單一角色。最后作為村莊少數的下層,他們收入最低,一部分村民主要依靠國家的救濟維持生存,村里的五保、低保及貧困戶主要出自這一階層,他們更談不上獲得聲望。貧弱階層成為富人階層的主要關照對象,他們對富人的服務依賴程度最高,更愿意讓渡出對富人的尊敬,他們在社區輿論中通過積極宣傳幫助富人階層營造良好形象。低收入階層中聲望地位有所例外的是一部分退休的老干部與老黨員,他們憑借為人處世公道,有公心,在村莊糾紛調解中發揮一定作用而受到大部分村民的認可。

    三、熟人社會:聲望地位的階層確認依托的結構載體

    上文表明社會聲望地位的階層差異在階層間長時段的互動交往過程中形成,然而互動并不是脫離于具體的場域而抽象的形塑,相反互動嵌入于具體場域中并受其作用。社會聲望地位的階層差異之所以具有如此形態與場域結構緊密相關,同時社會結構作為獨特的社會事實本身具有特定的意涵,并不僅僅為一外在結構。如何保障底層履行讓渡對富人的尊敬的義務以及富人獲得聲望的深層動力問題都可以在社會結構中得到回答。一方面,村莊社會結構的信息對稱與高社會關聯度保證了階層間互動交往的順利進行;另一方面,社區輿論的軟約制、向內的生活面向與價值歸屬等特質為階層間互動交往中產生聲望差異提供了社會基礎及其結構動力。

    () 強信息對稱與社會關聯度觸發階層間交往與形成社會評價

    D村屬于人財物資源凈流入的東部發達地區村莊,村民大多在本地就業,村莊主體保持完整。雖然村民間經濟出現分化,但大部分村民居住在村莊,村莊的熟人社會形態得以維系。在熟人社會中村民彼此高度熟悉,以及在此基礎上形成的親密與信任,熟人社會中的熟悉感是從多方面、經常的接觸中所發生的親密的感覺[14]。熟人社會是靠親密和長期的共同生活來配合各個人的相互行為,社會的聯系是長成的,是熟習的,到某種程度使人感覺是自動的。這種熟人社會中的親密與信任依托長時段的人情虧欠而不斷得以再生產[15]。不同于陌生化與疏離化的城市社區,只能借助于科學量表以職業為媒介測量社會聲望。在村莊社會中,信息高度對稱以及村民建立在先賦性的血緣地緣關系而形成的強社會關聯,使得村民有著頻繁的面對面的互動交往,進一步在社會交往過程中產生聲望與其他資源的交換。另一方面,村民居住空間的集聚、公共空間的信息傳播以及日常性的串門走訪使得村莊社會成為信息高度對稱的全景敞視場域,富人對村莊做的社會貢獻能夠在這一場域中傳播,公共聲望即在公共輿論中擴散凝聚而成。

    () 地方性規范的互惠原則及其軟約制為聲望交換提供信任基礎

    彼得·布勞提出個體聲望地位交換主要依靠契約信任,但這一信任在很多情況下難以兌現,而熟人社會中地方性共識為其提供了結構性信任。村莊社會秩序的維持離不開內生的地方性規范與之相匹配,其中地方性規范中的基本原則即為接受回饋相平衡互惠,否則純粹接受別人的資源與服務就會為此背負人情債以及受到社區輿論的負面評價。互惠原則建立在村民對村莊生活有著長久穩定預期基礎上,通過村民長時段的互動交往得以形成,互惠原則不同于陌生人間的理性算計而具有模糊性。地方性規范中的互惠原則為富人階層在為其他階層提供服務后形成對其他階層有所回饋的預期提供了結構性信任,降低階層間資源交換的交易成本,聲望地位的階層確認得以實現。在傳統鄉土社會,村莊主要依靠內生權威自我治理,有威望的宗族長老成為治理主體,為了維持社會秩序自然生發出一套地方性規范以對個體行為實現規訓。地方性規范在宗族權威的支持下不僅有著對個體行為的軟約制,如邊緣與孤立,甚至可以援引私的暴力強制制裁,將不守規矩的成員予以鞭打、驅逐。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宗族權威被瓦解,地方性規范中硬約制退化,但在村莊場域中對維持社會秩序的地方性規范繼續有需求,使得地方性規范的軟約制功能得以存續,社區輿論仍能對個體行為產生約制。

    () 向內的價值歸屬為富人追求聲望地位提供意義動力

    上文研究結論表明富人積極運用經濟資源轉化為聲望地位,其背后的動力為何需要置于村莊社會結構中進行理解。雖然隨著市場經濟的快速發展,村民之間經濟收入愈益分化,然而各階層的生產生活仍在村莊場域完成,即使是上層富人也保持著向內的生活面向。村莊主體的完整與村民對村莊生活的穩定預期使得熟人社會得以維系。鄉土社會在地方性的限制下成了生于斯、死于斯的社會,常態的生活是終老是鄉。費孝通對熟人社會的經典闡釋表明鄉土社會不僅為生產生活的功能性單元,更有著村民在長期的交往互動中生成的對村莊的歸屬,落葉歸根構成了村民的本體性價值。在村莊這一象征意義場域內村民自然展開對聲名的追求,在此過程中實現自我價值。村莊共同體具有的價值意涵有助于我們理解富人如此熱衷于追逐聲望地位的動力源泉,尤其是在比例已達到10%左右的穩定的上層富人存在的情況下,聲望資源稀缺性更高,富人間對此的競爭也就愈加激烈。富人對聲望地位的追求從經濟理性角度考慮并不理性,從經濟收益上看富人是純虧的,上述的姚友誼前后為村莊與村民花費的資金不低于1000萬。這種經濟非理性行為事實上有著更高層次的價值理性支撐,熟人社會中超越性的價值歸屬與人生意義追求構成了富人行動邏輯的價值基礎。

    四、半熟人化:聲望地位的階層確認實踐對社會結構的重塑

    結構互動的綜合視角不僅關注結構對行動的形塑,探討行動之所以形成如此形態的結構支撐,而且關注行動對結構的再造,行動并非被動受制于結構,相反行動也在能動地作用于結構。上文主要探討了富人階層對聲望地位的確認過程如何嵌入于村莊社會結構中,并得以實現,下文則主要回應聲望地位的階層確認對村莊社會結構的重塑。社會結構由人們之間的關系連接媒介與社會關聯度兩方面內容構成,當這兩部分發生變化時社會結構相應發生演變。

    () 橫向社會關系網絡的切割導致村民間熟悉度降低

    村莊場域不同于陌生化的城市社區在于村民間高度熟悉,村莊中沒有秘密。村民間熟悉感的形成得益于頻繁的互動交往,這種交往嵌入在一定的血緣地緣關系網絡之中,村莊社會相對穩定的邊界進一步強化既有的關系網絡。先賦性的社會關系網絡的維系一方面離不開日常的互動交往、儀式性人情往來與生產生活中的互助合作事務,依托這些事務村民間得以保持常規性的互動交往。另一方面村落公共空間為人們之間進行社會交往進行維持關系提供條件,在廣場、小賣部與道路旁等場域中從村莊集體事務到家長里短都成為人們談論的話題。除了發生在公共空間的社會交往,村民之間經常串門走動,在此過程中個體各種信息在村莊中傳播,使得彼此間對對方情況很了解。聲望地位的階層確認實踐進一步增強村莊的縱向社會分化,不同階層間在生活品位、居住空間與閑暇安排等方面愈益區隔,導致在村落公共空間與私人居所場域中因為階層間關注話題有很大差異,村民間互動交往頻率下降。此外,聲望地位的階層確認推動了縱向的階層內部認同增加,橫向的血緣地緣關系網絡中的自己人認同弱化,原有村民間的熟悉感相應減弱。

    () 人情往來與互助合作的減少造成村民間信任度下降

    熟人社會從熟悉到親密與信任關鍵在于人情機制,親密社群的團結性就依賴于各分子間都相互拖欠著未了的人情。在長期的人情往來與互助合作中一方積攢了人情,另一方則欠了人情,欠了別人的人情就得加重回禮,以此在還對方人情同時使對方反欠了自己一個人情。親密社群中既無法不互欠人情,也最怕算賬。人情能夠形成親密感與信任在于村民間對彼此都有需求與依賴,人情成為社會交往的媒介,進而在人情往來基礎上升華形成情分與認同。富人對聲望地位的階層確認使得富人扮演單向的贈予者,在人情往來中富人的隨禮數額要多于其他村民的回禮或者富人在辦酒席時不收禮金。在互助合作方面富人依靠經濟資源與社會資本能夠很好地應對風險,他們無須依賴其他階層提供幫助,而且對富人而言他們不愿成為人情的虧欠方。上述兩方面導致其他階層無法與富人在互動交往中積攢人情,有來有往的人情機制難以維系,缺乏人情這一關系整合媒介村民間積攢的情分與信任發生退化。

    () 社會競爭與社會性價值凸顯使得村落共同體意涵弱化

    村莊之所以構成村民的歸屬與價值共同體在于村莊的價值生產能力以及地方性規范對村民對這一價值的追求與競爭的引導和約制,價值與規范的匹配使得村莊作為有著我們感的認同共同體得以維系。賀雪峰將農民價值系統操作為本體性價值、社會性價值與基礎性價值三個層面[16]。本體性價值關心的是人與自己內心世界的對話,是一個人給自己生命意義的答案,是如何處理個人與靈魂關系的問題。社會性價值是關于個人在群體中的位置及所獲評價,關于個人如何從社會中獲取意義的價值,處理的是人與人以及人與社會的關系問題。基礎性價值則是人作為生命體延續所必需的生物學條件,主要解決的是人的生物本能以及人與自然的關系問題。傳統時期農民價值體系中本體性價值處于主導地位,規范著社會性價值與基礎性價值的發展方向。富人對聲望地位的階層確認推動社會性價值重要性愈益凸顯,為了獲得社會性價值村民間的社會競爭越來越激烈,富人階層在此過程中收獲了認可與聲望。然而在激烈的社會競爭中實現的社會性價值具有很強的排斥性,聲望資源逐漸向富人集中,其他階層很難在社會性價值爭奪中獲得滿足感,村落于占村莊人口大多數的其他階層而言很難再有我們感,他們對村莊的認同感下降,村莊共同體意涵趨于弱化。

    村莊的熟人社會結構由熟悉、信任與認同三個層面組成,在從傳統農業社會向現代市場社會的轉型過程中村莊社會性質也經歷著變遷。賀雪峰認為,村莊單元從自然村向行政村的規劃變遷中導致村民間熟悉度降低、地方性規范約束力下降與農民行動邏輯理性化,村莊從熟人社會演變為半熟人社會[17]。吳重慶認為農村中青年大量離村外出務工經商,導致村莊主體喪失以及農民對村莊失去主體感,當前農村社會蛻變為無主體熟人社會[18]。人財物資源凈流入的東部村莊與中西部村莊不同之處在于經濟分化成為理解社會的基礎變量,聲望地位的階層確認所展現的階層互動肢解了依靠橫向的血緣地緣關系形成的熟悉感,降低了依靠人情往來與互助合作維持的親密信任,弱化了村民間我們感的共同體意涵,村民間的社會關聯度與熟人社會相比下降很大,然而當前村莊社會與陌生化的城市社區仍有著很大區別,因此本文在綜合吸取半熟人社會無主體熟人社會概念基礎上將之稱為半熟人化

    五、結語與討論

    自從馬克思與韋伯對階級(階層)做了經典劃分之后,個體(群體)間聲望地位差異在社會分層領域成為廣泛關注的議題。馬克思主要以生產關系作為劃分社會階級的基礎,并提出同一階級有共同的生活方式、階級利益、教育程度與心理意識,由統治階級即資產階級建構相應的意識形態,包括輿論話語與價值評判,因此其持物質地位與聲望地位相一致看法。韋伯則以財富、聲望與權力三要素劃分階層,并認為一個群體的物質地位和它受尊敬的程度(聲望地位)并不總是對應。馬克思與韋伯的分歧引起了后續研究者對階層地位一致性話題的持續關注與探討,尚未形成共識。本文運用結構互動的分析視角探討農村聲望地位的階層確認,這一分析視角一方面分析社會結構對行動的形塑,另一方面又關注能動的行動對社會結構的反塑。富人階層之所以能夠獲致聲望地位,與熟人社會中的信息對稱、社區輿論及生活價值系統緊密相關,相應地聲望地位的階層確認推動村莊社會熟悉感下降、信任度降低與共同體意涵弱化,亦即半熟人化

    在經濟高度分化下的東部村莊,對聲望地位問題的考察有助于理解其他現象,如富人治村之所以普遍且不可逆,富人階層之所以在村莊選舉中高度競爭,除了村干部的公共身份所能產生的經濟收益,還與這一身份所蘊含的面子與權威緊密相關。聲望地位的階層確認與富人治村表明經濟地位能夠轉化為社會地位與政治地位、階層地位呈高度一致狀態。富人階層在村莊中處于總體性支配地位,占人口多數的普通收入階層處于邊緣地位,導致后者在村莊生活中積攢起對前者的階層之氣,村莊內生社會秩序維系難度增加。因此,國家這一外部正式權力應介入到階層關系的引導與重塑中,首先需要壯大中產階層力量。中間階層作為上層與下層的緩沖層,其與上層和下層都有廣泛的社會交往,能夠為階層間的利益協調與溝通提供平臺,增強階層間的社會關聯。政府應積極調整產業結構,為村民獲取經濟收入提供多元路徑,壯大中產階層比例,并通過治理吸納等方式,如D村組建的治安聯防隊與消防隊的主體由中等收入群體構成,借此將中產階層培養成為村莊的擔綱者,推動中產階層在村莊社會生活與政治生活中發揮積極作用。國家還需要積極開展農村公共文化建設,為各階層社會參與提供途徑。政府應以人情交往為抓手,加強移風易俗,對村莊文化予以重塑與再造,如借開展村莊故事會、送戲下鄉、文娛晚會等文化活動宣傳新的價值觀念,通過構建非排斥性的價值評判系統,保障各階層有著均等機會獲得社會聲望地位,從而增強村莊對個體的吸引力與個體對村莊的認同。

  • 責任編輯:whj
  • 相關文章
  • 發表評論
  • 評分: 1 2 3 4 5

        
  • ·請遵守中華人民共和國其他各項有關法律法規。
  • ·用戶需對自己在使用本站服務過程中的行為承擔法律責任(直接或間接導致的)。
  • ·本站管理員有權保留或刪除評論內容。
欢乐生肖最精准人工计划